公车并不是个新鲜事物，自周代始，就依等级的不同对官员乘车的规格进行了限制，故乘车出行就是身份的象征，“出无车”从来被士大夫之流视为奇耻大辱。《战国策·齐策》中冯谖就埋怨过：“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就是说连车都没有，还是回家吧。
　　明朝当然没有汽车，所谓的公车指的是马、马车、轿子之类。由于轿夫的费用不菲且需要官员自行承担，加上乘轿容易让官员养成骄奢的生活习气，为了防止由此引发的贪腐问题，明朝的几位皇帝在防止“公车腐败”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力气。兹选取《明史·舆服志》中几例，或可略窥一二。
　　《天子车辂》一节记载：明初大朝会，太祖曰：“玉辂太侈，何若祗用木辂？”又曰：“孔子斟酌四代礼乐，以为万世法，木辂宁不可祀？祀在诚敬，岂泥仪文。”原来，玉辂是用玉带装饰、八人抬乘的奢华大轿，而木辂则是木制的兵车。大朝会，是百官朝见天子的仪式。朱元璋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不愿乘坐奢华的玉辂，原因不外乎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
　　又有一例：洪武元年，有司奏乘舆服御，应以金饰，诏用铜。有司言费小不足惜。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此话更加直白，节俭并需以身作则才能成为天下表率，而且奢侈之风，没有不从小至大的。
　　《公卿以下车舆》则记载了对官员乘车的限制：“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就是说，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勋戚和武官，不分老少，一律不能乘轿；违反规定乘坐轿子的以及擅自使用八人抬轿的，都要上报给皇上。
　　隆庆二年，遭到给事中徐尚劾弹劾应城伯孙文栋等人乘轿出入，骄横俭约，行为失检。于是皇帝下命褫夺孙文栋几人的俸禄，并再次下谕申明两京武官除非受到特别的恩准否则不准乘轿，四品以下的文官也不得使用帷轿。
　　然而，尽管有皇帝作为表率，有制度加以约束，明朝的“公车腐败”并没有得到根除。嘉靖年间，先是严嵩奉诏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舆。制度既得不到贯彻，与严嵩勾结的鄢懋卿竟然“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不仅违反了只能乘四人轿的规定，甚至驱使妇女抬轿，不禁令人惊骇。
　　如果说，严嵩和鄢懋卿本为奸臣，腐败奢侈，那么万历年间，一代名臣张居正所乘的轿子更是对明朝公车制度的讽刺。张居正返家奔丧，坐轿需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轿内设有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奢华的轿子。
　　明朝治理“公车腐败”最终以失败告终，暴露了其腐败措施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制约专制君主的制度和手段，政策的执行只能依靠个人的自觉。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眼见元朝灭亡，故而能够约束自己，清心寡欲。但及至后代，放松了警惕，好的制度不能继续贯彻执行，反腐败措施往往遭到君主本人的破坏，从个别官吏违反制度却没有得到惩戒，到整体的腐败，成为了必然的规律。（常惟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