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1634—1711）是清朝初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清官廉吏。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王士祯三子王启汸上任唐山县令，当时的唐山土瘠民贫、百废待兴。儿子本是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士祯很是放心不下。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六十五岁的王士祯于京邸书写《手镜录》一册交于儿子。《手镜录》由五十条从政箴言组成，其中讲到"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跟须正，持门第不得。""日用节俭，可以成廉。""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等等，意思是要求儿子做官不能有任何官僚特权思想，要厉行节俭、廉洁自律，爱护百姓、关心百姓疾苦。
　　王士祯出身五世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先祖王重光就曾留下："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 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的训条，一直为王氏子孙所恪守。王士祯祖父王象晋将家训写在厅事屏壁间，以作时时警示，并教育王家兄弟也要"恒举此训"。王士祯祖父王象晋和祖叔王象春皆因耿直敢言，触忤权贵，罢官回家。这种家风和做官态度体现了王家的立身处事之本，自小就对王士祯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父母严明的家教对王士祯的影响则更大。父亲王与敕时常教育王士祯"为国效力，泽延后嗣"，并将祖父生的生平事迹为图二十四，以示后人。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祯从家乡启程赴扬州初任推官时，父亲随同前往，要亲自督查儿子为官作宦。临行前，王士祯母亲孙夫人也亲自送至渑水上，并要求王士祯效仿先辈，克己奉公，为家门增光。康熙元年（1662），王士祯因秉公办案、不怕忤逆上级而招致官职降级的结果。时在扬州就养的孙夫人告之："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和鼓励儿子顶住压力主持公道，而不去计较个人官职的升降。不难看出，伴随王士祯步入仕途的是世代传承的家训门风，以及父母的教诲和鼓励。受此影响，王士祯一生居官清正廉洁，体恤下情，宽政慎行，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官至吏部尚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良好的家风培育了一代廉吏王士祯。
　　所以，王士祯的《手镜录》不仅体现出其作为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儿子如何为官的特意交待，更体现了王士祯对家族世代清廉为官的家风的承袭和发扬。可以预料，在父亲王士祯的谆谆教导下，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王士祯的儿子也一定会遵从先祖遗训，以家族先辈为榜样，做到清廉自律，洁己爱民，成为百姓爱戴的好官。
　　以古鉴今，作为新时期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明白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自身的廉洁自律，更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块重要阵地，健康的家风是抵御腐败的屏障，"病态"的家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为人父母或者为人子女，要注重维护和培育良好的家风。
　　首先要尊重长辈。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长辈可能没有我们文化水平高，也可能没有我们见多识广，但长辈的经验和总结出来的朴实道理却是我们做人、做事、从政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特别是知道"天下父母心"， 有时父母看似不经意的啰嗦和唠叨就是我们走好人生之路的指南。其次要关爱伴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除了要与自己的另一半互敬互爱、相濡以沫，更要做另一半的"贤内助"和"廉内助"。要加强夫妻间的交流和沟通，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对方，彼此都要始终懂得金钱名利乃身外之物、荣华富贵都是浮云，平平淡淡、平安健康、一起白头偕老才是家庭最大的财富。再次要教导孩子。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父母是孩子的领路人，要抓早抓小，要给孩子的成长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除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最重要的是要塑造孩子健康的精神个体，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培养孩子无私、正直、廉洁等优良的品行。
　　总而言之，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家风建设，带头维护家风的清洁纯正，防止腐败思想对家庭的侵蚀和渗透。要把家风看作是一种廉洁文化，把家庭构建成为平安、和谐、温馨的乐园，成为挡风遮雨的港湾，成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这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责任。唯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才能以良好的家风培育良好的作风，始终做到廉洁自律、执政为民，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一个表率、贡献一份力量。（岳宁 张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