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鉴于西汉后期权臣当政外戚弄权以致王莽篡权的教训，决定效法武帝刘彻，加强中央集权，其主要措施：
　　一是“退功臣，进文吏”。对于那些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和“三百六十五功臣”，刘秀采取了削实权、给厚禄的做法。他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一百多人为列侯，给予政治上尊荣的地位，赐给他们以封地，但削去他们的实权，叫他们当“奉朝请”一类的闲散官职。而在食封的数量上，大的只有四县，小的不过几百户，比西汉初期已大大减少。刘秀有意抬高那些没有出仕王莽政权的文人学士，说他们有高尚的情操而委以要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人无功可恃，无勋可夸，骤然提升，容易控制。于是，在刘秀政权中，除高密侯邓禹等少数功臣仍参与军国大事外，其他功臣或只以“奉朝请”身份参加朝会，或退归封地衣食租税而已。
　　二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东汉初年，中央最高官职为司徒、司空和太尉，号称三公。但这时三公的权力，已与西汉时期大不相同，司徒(即丞相)只管民政；司空(即御史大夫)只管土木工程；太尉仍掌军事，但其权力亦局限于京都的安全。这些三公深知刘秀“政不任下”，要独揽朝政，故多在朝不任职。如司空李通，他本是刘秀的妹夫，为了避免祸端而称病不任事；司徒邓禹改封高密侯以后，也只是唯唯诺诺而已。与此同时，刘秀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尚书一职，始置于战国，秦时只是少府属官，汉武帝时权力有所提高。刘秀为了执掌全权，选拔资历短浅的人为尚书令、尚书仆射，并将俸禄由六百石增加为千石。在尚书台内，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吏、民、讼等六曹事务，使三公之位形同虚设。诚如东汉后期政论家仲长统所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尚书台之设，是东汉吏治的一个特点。自此以后，朝政权力集中于尚书台，而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
　　三是强化监察机构。刘秀为加强监督百官，将西汉时的御史府升级为御史台(又名兰台)。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职掌解释法律、察举违法官吏、主持祭天、祀庙等大典。刘秀又提高司隶校尉的职能，负责纠检百官犯法行为，“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通典·职官》第十四)。每当公卿百官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均可坐专席，时称为“三独坐”。刘秀又分全国为12州，各州置刺史一人，作为朝廷派驻地方的巡察官，每年八月奉命巡视所属郡国，考察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及刑狱案件，年终奏告皇帝，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四是集军权于中央。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刘秀十分注意削弱地方的军事权力。首先，他下诏撤销郡国都尉，裁减地方常备兵力；其次，他扩大中央军队，分为南、北二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警卫，北军由中侯统领，护卫京都安全。如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皇帝临时委任将帅统率南北军出征。对于边防军队，则由中央委任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和匈奴中郎将等领导，作为直属中央的军队，以据守边境。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这些措施，是秦、西汉以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也为后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借鉴。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就是在东汉台制基础上继续完善起来的。（戴苏林 赵厚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