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监察等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汉武帝建立监察郡守、郡尉的直属监察机构。把汉初的对地方官的监察属于丞相行政系统的弊端坚决地改过来，仍改为垂直的监察系统，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部刺史制度还有一个高明之处，就是部刺史秩仅六百石，远低于被监察对象的郡守、分封王国相的二千石。这是使监察官僚的级别低于被监察的行政官，以防止监察官僚转化为凌驾于郡、国之上的一级权力机构。这同御史大夫级别低于丞相、太尉一样，都是一种深谋远虑、具有战略意义的安排。
　　关于制定部刺史官秩低于郡太守的这一制度的深谋远虑性质，只要观察它在被破坏之后产生的弊病就可明白。据《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记载，汉灵帝时，宦官弄权，政治腐败，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时任九卿之一的太常刘焉，估计汉皇朝气运已尽，再这样乱下去，汉中央政权势必垮台，想为自己找一条退路，于是向汉灵帝提出：刺史官秩太低，压不住郡太守的台，建议改刺史为牧伯，以朝廷重臣兼任之。刘焉提出这一方案，完全是为自己打算，他同时提出，自己愿担任交阯牧。后来，汉皇朝所属的各州郡进一步混乱，汉灵帝接受了刘焉的建议，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下属十二郡、国），以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六郡），宗正刘虞为幽州牧（十一郡、国），三人皆为九卿，以本官兼任牧伯。汉末战乱中，刘焉果然割据于益州。《三国演义》中形象地描写到刘备从刘璋手中取得西川之地，刘璋就是刘焉的儿子。
　　这个建议，通过九卿一级的大臣，以本官兼任州牧，名正言顺地成了若干郡的太上皇，又兼管军事，可以说是地大、权重，军、政、财一把抓，这就具备了成为一方诸侯的条件。读《三国演义》，都知道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更明白，群雄割据的根子正是源于刘焉的建议。
　　制度出了毛病，局面便难以控制，于是战乱此起彼伏了。汉灵帝不懂得祖宗所定制度的良苦用心，一旦采纳了刘焉的建议，汉中央皇朝的崩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这里可以看出，坚持垂直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监察系统，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所必需的采取的特殊方式，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反腐倡廉，更重要的是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制约。从刘焉这个例子中同时可以看到，地方权重，军、政、财一把抓，而在中央监察系统又不能直达地方时，出现独立王国倾向几乎是必然的。而腐败现象，也往往是独立王国倾向的伴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武帝的经验与汉灵帝的教训，对于我们怎样从制度上理解反腐倡廉的规律，建立科学有效的监察制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戴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