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是继“富二代”之后又派生出的一个网络新词，其主要针对高官的后代很容易获得权力或打着父亲的旗号违法乱纪等问题，同时也形容高官后代的种种不良行为。“官二代”问题并非今天才有，最著名的要数《水浒传》中的“花花太岁”高衙内，由此宋朝的官二代们顶着“衙内”这个称谓，彻底堕落于“历史”之中了，多数人的印象中，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
　　符号归符号，小说毕竟不能还原历史真实，“高衙内”在历史上从没存在过。正本清源，宋朝的“官二代”群体要强于其他朝代，甚至说大多数的“官二代”都内外兼修。宋朝人是如何教育“官二代”的呢?
　　一是靠道德、风俗的“软约束”。宋代的官员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许多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司马光的《家范》、包拯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等等。家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后代人进行品德教化。
　　包拯的家训很简单，全文只有一句话：“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宗法时代，“开除家籍”比要人的命还厉害，所以老包家训的约束力非同小可。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袁采的家训则以细致入微见长，他通过列举官宦子弟不肖的种种危害证明富家子弟不肖产生的影响要更加严重，提出“凡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关防，更常询访，或庶几焉”。
　　另外，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个人(包括“官二代”)处于儒家道德规范下，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干了太出格、太丢人的事，士林舆论唾沫星子都可将你淹没。家庭教育，士林舆论，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约束成为官二代们“软约束”的紧箍咒。
　　二是靠法律、制度的“硬约束”。“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法律来支撑。宋朝的独立审批制度、台鉴制度和科举制度成为“硬约束”的保险阀。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对宋朝的司法理念有过深刻的描述：“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确立了“独立审判”制度，州县法官均独立审案，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即“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下，横暴的李姓衙内、闹市杀人的宰相章惇之子都受到了严惩，其父也被牵连贬官免职。
　　台谏制度是“硬约束”的另一保险闸。宋朝是中国古代台谏政治最发达的一代，所谓台谏，其实是一个官名，台官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担任，掌管纠弹;谏官由谏议大夫、拾遗等担任，掌管规谏，合称台谏，说白了，台谏两官就是掌管监察、司法、审查权的单独机关，这种制度使“硬约束”特别有力量。宋哲宗元佑年间，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的儿子，阳翟知县的赵仁恕为官贪酷，枉法贪赃、强取民女。他的劣迹被提刑官锺浚查悉要法办他。赵彦若护犊心切，向朝廷打报告说锺浚挟私报怨，请求异地审理。在皇帝的首肯下，在异地审判中初审法官作出轻判。朝中的台谏官立即炸开了锅，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在强大的压力下，赵仁恕最后被流放陈州，其父赵彦若也被罢职。
　　科举制度也是“硬约束”的很重要的保险闸。科举制度使明显偏袒贵势之家的“公荐”制度得以废除，宋朝的科举制度为后世历朝历代仿效。宋朝是儒家兴盛的时期，读书始终成为官二代生活的主题，宋朝的141位宰相，可考证为官二代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儿八经进士出身，占85%，只有9人纯靠祖荫得官。可以看出，宋代官场官二代所占比例始终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代绝大多数也靠科举晋身。受封建社会的局限，官宦之家的子弟也常常有靠恩荫为官的，而宋朝则对靠恩荫为官的“官二代”的官品、官阶、所任差遣都有一定的限制，且官员子弟如有犯法，亲族及保举者须连带受罚。
　　中国人向来有望子或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思想，作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有条件和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条件，因此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必要学一学宋朝人教育“官二代”的方式和方法。然而，“官二代”问题，表现虽然在“二代”身上，但根子却或多或少与官员本人有关，古语云：“子不教，父之过”。某些官员，自己不好好当官，正确用权，经常摆官架、显官威，说假话，干坏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焉能学好?(彭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