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2-14日，中纪委五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虽现在还没有发布会议公报。但会议依旧让人遐想颇多，对于未来如何继续深化反腐败斗争，充满了无尽的期待。盘点中纪委从二次、三次直到不久前的四次全会，可见每次会后都有重要举措出台。先后提出了纪检机关聚焦主责主业“三转”;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解决灯下黑;纪检机构机制体制改革;强化“巡视”制度;上级纪委掌握纪委书记人事提名权等。可谓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俗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来纪检监察机关该如何担负起更大责任，对于首先选好、配强纪检掌门人，这点很重要。不妨让我们一起从历史这面镜子中，透视古代皇帝又是如何任命行使纪检监察职能的御史官员的。
　　古代皇帝为了巩固政权，对于御史官的选任条件往往要比一般官吏严格得多，这也从源头上保证了御史的整体素质，为有效保障纪检监察权的正常发挥提供了重要组织人事保证。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如狄仁杰、于成龙等诸多刚正不阿的纪检监察干部，应该说就是源于严格御史选任中高素质人才，和成功的官员典范。
　　唐朝诗人张谓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送韦侍御赴上都》，开头两句是“天朝辟书下，风宪取才难”，述说当时朝廷选任“风宪之官”亦即御史的困难。那么，古代选任御史到底有多么困难，以致张谓发出如此之感慨呢?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员可以分为“治事之官”与“治官之官”，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地方的州县知事，而知府、巡抚、总督等则大多是监督官，也就是所谓的“治官之官”。中国历史上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传统，“治官之官”历来为君主所倚重，而最为典型的“治官之官”则非御史莫属。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中的御史是专司监察之职的，但追根溯源，这一职位是从史官逐渐演化而成的。中国传统上非常重视治史，在史官的选任上，一般需要选择那些有责任感、能够秉持真理且有非常之学识的人担任。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蒸蒸日上，本为记言记事的传统史官逐渐转化成以监察官吏为专门职责的御史。
　　御史肩负纠察百官的重任，在中国以讲求“和为贵”的思想环境下，能否正直敢言成为考察御史人选的首要前提。古代十分崇尚儒家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观念，因此，历代王朝在选任御史上都特别强调“正”、“直”等品性要求，将之作为选任御史的首要条件。中国古代涌现出很多正直刚毅的御史，他们的道德、品性和气节经常为后人所敬颂。如西汉初任御史大夫的申屠嘉，为人秉直清廉，为了不受私人关系的影响，坚持不在家中接待客人。明朝的冯恩任南京御史，上书弹劾当朝三名权贵罪状，被逮入狱中刑讯拷打，仍坚持弹劾，在他被押解经过长安门时，围观百姓为之赞叹：“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此冯恩被称为“四铁御史”。清朝乾隆时，只有六品职衔的监察御史钱沣弹劾权倾一方的皇亲国戚、山东巡抚国泰，置权臣和?对国泰的包庇于不顾，将国泰撤职查办，后钱沣被人称为“铁面御史”。
　　在品性要求之外，为了确保御史能够担当起监察重任，历代在御史选任上均注重文化素质要求，尤其注重法令与学识，因此，明法博学成为御史人选的一项硬性要求。例如，西汉时以“审鼠”而闻名的张汤，自小就学习法律，后被举荐为补侍御史，累官至御史大夫。北魏时甚至出现八百人中选任一个御史的情况。隋唐开科举后，多以进士或举人出任御史，很多都是考中进士后直接被选拔为监察御史的。宋朝明文规定以荫补入仕者不能担任御史，明朝则要求御史必须是科举出身。清朝康熙、雍正、光绪皇帝都曾经要求出任科道官员的汉人必须是科举出身，满人也必须通晓满汉文字者经举荐后方可充任。
　　从政经验也是选拔御史的一个重要考察条件。由于御史属于“治官之官”，经验阅历有助于御史正确行使其监察职能。从历史上看，各朝均注重从具有良好政绩的基层官员中选拔御史官员。汉朝时规定御史大夫要从表现出色的郡守当中选拔，唐朝玄宗、肃宗时都要求御史要从具有州县从政经验的官员中任用，萧至忠、裴度、元稹等著名御史都有过担任州县官的经历。宋朝时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有出任知州、通判的经历，否则不得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