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朗(1508—1574年)，字用晦，号盘峰，明惠安县前康铺坑柄(今螺阳乡五音村)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生。康朗幼“有异质，端方凝重”，读书过目不忘，咸夸“神童”。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嘉靖十四年登进士第，而后入朝为官，累官至佥都御史。康朗为官廉正梗直，不畏权势，故当时有“铁汉康夫子，直声震朝右”的称扬，以及“皎皎争日月”的评论，受到世人的赞褒。
　　秉性刚直，不怵权贵。在他出任刑部主事时，遇到了第一头“大老虎”——翊国公郭勋。郭勋是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他承袭武定侯爵位，后在嘉靖朝时进封翊国公。郭勋家族虽以军功起家，但并非粗鄙无文的赳赳武夫。《明史(卷130)》称，“勋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郭勋还擅长书法，并且很会揣测帝意，十分受宠。郭勋挟恩宠，揽朝权，作威作福，网利虐民，最终引发众怒，遭言官弹劾，而被下了“锦衣狱”，镇抚司判其死刑。嘉靖帝不舍得杀郭勋，就令三法司复勘，交由康朗审理。当时郭的亲眷尚有官居显位者，而且嘉靖皇帝“意欲宽勋，屡示意旨”，前后办理郭案的官员大多受到排挤和陷害。形势对于康朗来说，可谓危险重重。但康朗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仍按大明律给郭勋定罪，“论勋罪加等，斩”。斩杀“大老虎”郭勋一事，令康朗广受褒扬，“直声震朝右”，嘉靖帝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
　　忠于职守，秉公执纪。康朗升郎中，任浙江按察使佥事，在任上，他又遇上另外一头“金钱豹”——王金箔。王金箔是浙江富豪，平日为非作歹，结果“犯大辟”(即犯死罪)，被捕入狱。恰逢当时的宰相夏言路经浙江，王的亲属贿赂夏相，求他替王金箔减轻罪责。夏言于是帮王金箔说好话，欲使其脱罪。谁曾想，康朗“益肃风裁”，坚持要御史将王金箔依法处死。夏得悉后，恼羞成怒，立即要礼部尚书徐阶上奏折，弹劾康朗。所幸，徐阶早已闻知康朗的人品，对他多加护佑，方免其遭害。因为这事，浙江百姓皆誉康朗为“铁汉康夫子”。
　　勤政吏治，勤政爱民。康朗升广西参议，分守柳庆，又因督饷有功，受到圣旨嘉奖并赐白金、文绮(丝织品)。由于他勤政爱民，南宁民众想把掘地时得到的东汉马援时期铸造的一口金钟呈献给他，康朗虽知这是无价珍宝，却并不贪财，婉言拒绝了。康朗任山东副使时，有一年，奸相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奉令以工部侍郎之身份巡视山东驻防军旅。所到之处，官吏们都要奉承送礼，惟独康朗不送礼物，只去一封信表示欢迎。赵虽然气得七窍生烟，但深知康朗“政德孚著”，只好“怒目叱去”。不久，康朗转任江西左参政，擢为按察使。其间，严嵩打算侵占家乡江西分宜的大片田地营建私宅。江西按抚皆慑于严的权势，不敢忤违。身任参政的康朗“独力持不可”，坚决反对，严嵩终于无法得逞。康朗辞官还乡以后，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办村校、发动村民挖潭开井、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还躬亲参加生产劳动，村民对朗十分崇敬和爱戴。其后，盛御史向朝廷举荐，说朗“严正如包孝肃，忠诚如司马君实”，勘以重用。隆庆初年(1567年)，福建按抚六次交章推荐，但朗却不肯出任。
　　康朗一身正气，勤政吏治，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不怵权贵，敢打“大老虎”的优秀品质，值得现如今纪检监察干部学习。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率领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一道，掀起了“打老虎”、“打苍蝇”的雷霆行动，一大批“老虎”纷纷落马。作为担负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任的纪检监察干部，在“打虎”过程中功不可没，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从近年来曝光的纪检监察干部腐败案例来看，有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由于缺乏自律意识，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发生动摇，是非标准发生混淆，出现了“人情大于党性、私利大于原则”的现象，把厚黑学作为座右铭，把关系网作为通行证，视圆滑世故为精明能干，视坚持原则为不识时务，由“打虎”英雄沦落为腐败者，严重损害了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的形象。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作为打虎者的纪检监察干部在利用自己的权利监督他人的同时，也要以身作则，始终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境界，不该吃的坚决不吃，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去的坚决不去，就没有什么“老虎”打不了。(王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