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自古以来，以组织纯洁著称。而今小部分人肆意破坏组织纯洁性、践踏党性。所表现出的阶级思想固化、家族式腐败等问题，令人痛惜，深入开展反腐斗争的时下，历史的烙印放佛更加清晰可见。究其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从高级干部滑向腐败深渊的原因，最关键一点是“门阀士族”的观念根深蒂固。何为门阀?门阀就是门第和阀阅(功勋)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门阀制度是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系统。这种体制又容易形成亲缘和地缘上的“裙带关系”，对古代政治生态系统产生过极大影响。
　　“家族势力”、“圈子文化”是“门阀政治”的演绎版
　　在古代士族，基于氏族，同为仕族，归于世族。这个生动的古代政治标本显示，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本功能和今天的“家族势力”、“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索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基本是一致的。
　　到了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务员世家。因为当时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举荐来他做官，贤能上任，自然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是有的门生、故吏不论才德，为了利禄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部分大官僚也乐得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两者是可取所需，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从魏晋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无论何人修史，这些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奇葩现象。
　　警示意义深刻而久远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那个年代不兴反“四风”，没有“八项”规定。当时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也很不正常。
　　在东晋时有个尚书令叫刁协，颇有那个时代“三严三实”身体力行者和奋力捍卫者的味道。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成了当时士族山头头目王敦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动用国家公权和暴力机器举兵伐之。
　　家族合力组山头必然失败
　　搞“山头主义”封闭圈子那一套，必然会出事。因为门阀士族，就是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必然给政治稳定带来种种动荡不安。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只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飞升，“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会”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绩，那些都是浮云。一个祖上资荫，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这样的政治，岂止是腐败两字所可以概括?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坚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说的，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固化的东西，不是被风干，就是要坏死。因为环境、社会和这个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变，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衰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魏晋南朝长期积贫积弱，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能为力。
　　有人说，任何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闭的惯性和倾向。但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至于车颠船覆，则必须改弦易辙秉持一定的开放性才行。比如后来隋唐遂行的科举制，就是对门阀士族制度最好的纠偏。选贤任能，保持社会流动通道畅通，这种思路，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却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发展为家族式腐败，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个要在监狱里照全家福的下场。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门阀士族”的阴魂观念不散，比如贪腐都是为了孩子，希望他们读名校、用名牌，开豪车、住豪宅，甚至将来居高位，子子孙孙无穷馈也。
　　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