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依《诗经》取义，“监视而观察”，即对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考察与检举，本质意义上属于权力的自我监督，监察体系被誉为是官僚体系“自净化”的重要装置。自秦以降，监察理念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中一直都有明确体现。尽管不同朝代在监察体系的设置上大相径庭，但对监察官的作用以及重视和依赖程度则千年不变，且呈与日俱增之势。因为监察理念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历代不断尝试建立、调整、重建地方监察体制，不仅反映了监察在政治体制中的不可或缺，更为后人在监察制度设计方面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素材。
　　新中国继承了监察理念，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制度。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一直关注并持续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动组织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提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中国问题的答案也离不开中国历史。先辈们的生活历程和制度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纪检监察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理应向历史这位“老师”学习。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系运作机制研究》呈现了两千年来地方监察体系的演变过程。透过监察官名称变更的面纱，从地方监察事务的承担者、监察的对象、监察官的权限、监察官的归属以及履行职责的方式等多个角度，深入考察了中国地方监察制度的建立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监察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监察体系内部与其他政治官僚群体——尤其是与行政体系的关系，总结了监察体系运作的中国经验。结合当前我国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本书在四个方面提供了启示和教益。
　　监察权全覆盖
　　由特定的监察机构，按照较稳定的区划和履职周期，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有效地行使监察之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汉代设刺史，初步形成完整的监察体系，东汉末年，刺史的性质发生改变，成了行政官员，而不是专职的监察官，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监察体系出现空白。北宋开始，再次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监察体系。
　　当然，不同朝代在监察体系的设置上有所不同。魏晋至五代的七百多年间，虽没有完整的监察体系，但监察制度仍然存在。宋代开始重建监察体系，并逐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权。在元明时期，横向的(单层多途)多元体系，逐步演变为纵向的(两层单线)多元体系。监察机构增多，纵横交错，形成了多层次、多轨道的交叉型监察网络。此外，中央对地方监察事务的控制除了日常设置的专职机构之外，还有临时遣使制度作为补充，弥补固定的地方监察官权力不及之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制度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监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两个全覆盖”，将监督执纪的触角延伸到各个部门和单位，确保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
　　监察工作制度化
　　帝制时代早期，皇帝时而亲自出巡，作为经常性监察的辅助手段。秦始皇、秦二世和汉武帝都乐此不疲。因程序简捷、震慑力强，固然给人印象深刻，但因属于非常态，且考察与处罚方式以及处罚力度都颇具随意性，有悖于监察事务稳定性的要求。
　　此外，皇帝派亲信代为巡察也是同样的问题。如秦始皇遣亲信为监郡御史，坐镇各郡，汉武帝以“绣衣御史”出巡执行特殊使命，这都是把监察的稳定性寄希望于个人而非制度本身，使地方监察工作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作者结合历代教训，提出“只有将监察工作纳入稳定的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由此得以‘日常化’，才是有利于巩固皇权的长远之策。从汉代刺史制度的建立到元代御史台的强化，都是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
　　权力以及权力的腐化是政治社会不变的话题。因此，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建设没有终点，反腐措施和监察制度更需要制度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相继发布，中国共产党首次拥有正式的党内“立法法”，全面规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一个干部合不合格，懂规矩、守规矩是一条重要标准。
　　监察机构去“地方化”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纵向的权力监督制度。监察官充当皇权的工具，制约地方官僚。而中央派驻地方的专职监察官，若常驻地方，虽便于严密审视郡政，却有“地方化”的风险。汉代设立刺史，要求刺史每年八月出巡地方，年底回京奏事。到东汉初，就不再回京奏事，完全“地方化”了。刺史监察地方虽然便利，但随着刺史与地方政务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央对刺史的控制便随之松弛。刺史部(州)最后发展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肇端于其地方化。
　　监察机构的地方化会逐渐倾向于维持地方利益，而非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特别是监察官“直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必然会使监司与州县利害相关，有时甚至沆瀣一气，使得地方监察工作不能保持较高效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自元代以后，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不再以常驻地方的派出机构为主力，而更多依赖属于中央机构的人员，由此最大限度地避免监察者陷入地方利益不能自拔。
　　十八大以来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着力克服纪律检查地方化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两个为主”，尤为引人关注。“两个为主”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实质上，把对同级纪委的监督由“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确保了监督权的有效性。
　　监察权力专业化
　　与监察机构“地方化”息息相关的是监察权力的“行政化”。对地方行政长官来说，监察权是其应有的、实有的权力，监察下属是人事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为说明行政权与监察权的区别，将监察权分为“察”和“考”。“察”是狭义的“监察”，指发现不当、违法行为。“考”即“考课”，是全面考核官员治绩的行为。“察”是行政官和监察官共有的权力和责任，而“考”则是行政上的上级对下级所做的鉴定。从历史上来看，汉代刺史专司监察，对郡守没有任何考课权。唐代建立了详尽的考课制度，并将考课权完全赋予行政官。在宋、明两代，监察机构的考课权大幅扩张。
　　监察官权力扩张，实质上导致监察职能弱化，更严重的是使机构建制虚化。典型的是刺史的功能嬗变。在两汉时期，因数次显示出“行政化”的倾向，导致在汉朝末期，刺史转型成了完全的行政官，地方监察工作反倒出现空缺。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制度建设明确了纪委权力“专业化”的方向。特别是新一届中央纪委提出纪检监察机关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纪委承担的“三项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聚焦主业、突出主责。转职能就是要理顺工作关系，理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全面清理牵头与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解决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当前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历史中的得与失，真正构建起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让权力有效运行，实现治理腐败体系的现代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 李松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