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堂

　　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拥有足够厚重且光华耀世的政治文化标志。很幸运，一部绵亘两千五百年的扬州历史，有欧阳修其人，有他为官时留下的民本思想和风雅文化。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之于扬州，最著名的文化遗迹莫过于平山堂。庆历八年(1048年)春，41岁的欧阳修从滁州谪官来到扬州。是年六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欧阳修在扬州城北大明寺西侧辟室建堂。因堂踞蜀冈之巅，远望江南，一目千里，润州和金陵诸山拱揖槛前，若可攀跻，故名平山堂。今堂北檐下有清光绪二年(1876年)贵州巡抚林肇元所题匾额：“远山来与此堂平”，即点明此义。
　　建成后的平山堂，为欧阳修守扬州会友宴客游欢之所。其自作诗云：“督府繁华久已阑，至今形胜可跻攀”，政事之余的欧阳修，乐于与文朋诗友共度“一樽风月属吾闲”的时光，诚如他在滁州时，于山林中游赏宴饮，与众宾欢的场景。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一段有关平山堂的佳话：“公(欧阳修)每于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宾主传花饮酒，赋诗赏月，真是风雅无限。
　　平山堂亦是讲学之处，徐之达在《平山堂记》中说：“视蜀冈之地，而建斯堂讲学，集诸生而宾僚之乐。”扬州状元吕溱等许多青年才俊在这里聆听过欧阳修的教诲。欧阳修以官员兼学者的身份，赋予了平山堂浓郁的文化意味。
　　从此，平山堂这一文化盛地，引来了诸多名士的流连与诗赞。王安石说它“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梅尧臣赞道“相基树楹气势庞，千山飞影横过江”; 王令写下“横岩积翠檐边出，度陇浮苍瓦上生”;苏轼诗曰“江上飞云来北固，楹前修竹忆南屏”;还有秦观的“楝宇高开古寺间，尽收佳处入雕栏……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
　　在诗人们的笔下，平山堂似乎是一处气宇轩昂的佳构。其实非也。宋人楼钥记录当年是砌“僧庐之欹屋作为斯堂”;沈括说，十余年后此屋“朽烂剥漫不可支撑”。这说明，平山堂是由一处欹斜倒歪行将散架的僧房改建而成的临时办公用房，其建筑质量甚差，十多年后就破旧不堪了，自然说不上华丽，绝非今日所见的那么宽敞与气派。那么，如此简陋的平山堂为何使天下豪俊有名之士皆“乐慕而来”呢?沈括在《重修平山堂》中说得明白：“不在于堂榭之间，而以其为欧阳公之所为也。”
　　欧阳修带给扬州的绝非只是“坐花载月”的风流雅致，更有其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来扬之前，他在《醉翁亭记》中自述：“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翁欧阳修不仅陶醉于山水之乐，也沉醉于百姓之乐：“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这样一幅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图画才是他为官的大快乐。这与同为庆历新政推行者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支持庆历新政被贬官的欧阳修，从未改变过他的情怀。所以，当欧阳修在平山堂上眺望的时候，目光里一定不只是江南诸山，还有天下苍生。他在扬州为官的一年里，留下的最关键词语是“宽简之政”。《宋史》概括欧阳修十多年的外放生涯，是“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不施以严厉苛刻的措施，不为追求虚空的政绩和声誉，宽容简明而不扰民，不事张扬，但求实效，便是欧阳修“宽简之政”的核心内涵。朱熹日后这样总结欧阳修：“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欧阳修)至三五日间，事已减十五六，官府阒然如僧舍。”扬州大郡，理应公务繁忙，但欧阳修来了三五天，堆积的事务便减了五六分，以致于官衙清静得仿佛门可罗雀的僧房。这有点夸张，但反映了欧阳修“宽简”的治政理念。
　　以“起居舍人知制诰知扬州军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使”的职务身份于扬州任上的欧阳修，最关心的事是农业生产。“劝农使”，就是促进农业丰收。扬州上任不久，他便在私函中说：“仲春下旬，到郡领职……今年蝗蝻稍生长，二麦虽丰，雨损其半，民间极不易。”说明上任伊始，他在乡间做了一番调查研究，调查农作物分布、气象及虫害情况。末句“民间极不易”反映了他悲悯天下的情怀。面对虫害、雨灾，欧阳修如何帮助农人恢复生产，实施了哪些惠农、扶农政策，史书中并无记载。但那年的秋冬却是个丰收年，这他在当年所写的律诗《咏雪》中写得很明白：“至日阳初复，丰年瑞遽臻。飘颻初未积，散漫忽无垠。”因为是个丰收年，百姓可以丰衣足食，欧阳修眼中的扬州冬雪便颇有了几分景致。不能不说，这一年的丰收，与欧阳修积极履职“劝农”安民是有关系的。
　　1048年的扬州并不太平，除了春日的蝗害，秋日又遭洪水泛滥。欧阳修奔走河堤，组织抗灾。援旧例，附近农户贡献草料，以巩固堤防。欧阳修却以为，无偿征收草料，对农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天灾再添人祸。他致函有关官员，认为旧例应加以改革，否则“为国家领怨于淮人，则重为可罪也”。他一方面带领民众堵导洪水，另一方面严格规定上下官吏合理调拨物资和使用经费，不可借机勒索农人。拳拳爱民之心，了然于天地。
　　“宽简之政”还体现在断案上。他治理刑狱，“天性仁恕，断狱常务从宽”，“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除杀人者必死之外，不肯轻易判死刑，从不枉杀无辜。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对父亲的回忆录中说，欧阳修不肯用严刑，是扬州人民在他离职后便为他建立生祠的主要原因。一个官员，尚在世时便被百姓建祠纪念，须政绩卓著、有口皆碑才行。《扬州府志》卷十四载：“宋庆历中，欧阳文忠公知扬州，民感其德，为立祠，岁久圯废，改祀于平山堂后楼。”今平山堂后的“六一宗祠”仍在。
　　以安民、便民为本的“宽简之政”，给扬州带来了政通人和的气象。所以，欧阳修“坐花载月”的风雅是有底气的，他的宴饮众宾之乐是以百姓之乐为基的。元祐七年，苏轼来任扬州太守，为怀念欧阳修，于平山堂之北建堂，取自作《谷林堂》诗中“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中“谷”、“林”二字为堂命名。在苏轼的心目中，恩师欧阳修便是俯之弥深的幽谷、仰之弥高的山林。
　　在清代乾隆帝的眼中，欧阳修这样的贤臣正是他作为一国之君所思慕和渴求的人才。乾隆六次南巡，每到扬州必游平山堂。在今平山堂西侧乾隆御碑亭里，有三块高大的石碑，上面便刻有乾隆感怀欧阳修的诗作。其东，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仲春，乾隆第一次南巡时所写：“梅花才放为春寒，果见淮东第一观……蜀冈可是希吴苑，永叔何曾逊谢安。”永叔是欧阳修的字。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淝水之战中决胜千里的大将军谢安出镇广陵(即今日扬州)，在广陵城北筑坝治涝，建埭兴航，使荒蛮之地成为兴旺发达的市镇，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将他比作周代的召伯，便以“邵伯”为镇名，一直沿用至今。在乾隆看来，欧阳修善政惠政的功绩又何曾逊色于谢安呢?
　　其西，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仲春，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所作：“西寺西头松竹深，欧阳旧迹试游寻……四字檐端垂圣藻，千秋座右揭官箴。”官箴，即劝诫做官的警句。在这首诗里，乾隆高度评价欧阳修的为官之道正是所有官员必须时刻铭记的座右铭。
　　其中，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四月，乾隆第三次南巡时所写：“画舫轻移邗水滨，人思六一重游巡……江南山可平筵望，望岂因山因忆民。”欧阳修又号“六一居士”，诗中的“六一”，即指欧阳修。已年过半百、因怀念欧阳修而再次登临平山堂的乾隆，已经有了更多的感怀。江山固然壮美，百姓生计更应常挂心头，乾隆这一次于平山堂上的眺望有着与欧阳修同样的高度。
　　是的，平山堂确是个驰目骋怀的好地方。站在堂中清人彭玉群所题“放开眼界”的匾额之下，可看到堂前苒苒绿荫和堂外熠熠新城。但，更应该看到的，是欧阳修遗留给扬州闪亮的政治文化坐标。这一既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坐标，使扬州有了精神的高度。这种高度，值得我们千年追慕。(朱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