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7月，54岁的吴大澂被任命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再次临危受命，从广东匆匆赶往郑州督办河工。
　　此前，吴大澂34岁连续通过会试、殿试走上仕途后，无论主持陕甘学政、协办山西赈务、督办吉林防务、查明朝鲜内乱等大政，还是解决武陟县车马差费积弊、断结河北贫民赎地案件、单骑入山劝降金匪韩效忠等琐事，均不负众望。
　　尤其1886年初，他以钦差大臣身份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罗斯重勘边界，据约力争，寸步不让，双方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中国重立“土”字界碑，“展拓十八里，径直里数不过十四里”;争回黑顶子约100余华里的国土，并立调一营靖边军前往驻扎、屯垦;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珲春本地商船渔船，可以自由出入”，在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朝，不辱使命，实属难得。
　　此去郑州，是硬仗，更是险仗。去年八月，郑州十堡黄河决口南泛，“致淹一千五百数十村庄”，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朝廷震怒，摘去原总督成孚的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命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先后拨发工需银九百万两，明旨电谕，三令五申，要求加快工期，但直到第二年伏秋汛至，也未合龙。果然，五月，郑州黄河再次决口，“功隳垂成，误工糜帑”，光绪皇帝在邸报中“殊深愤懑”，结果李鹤年也被撤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李鸿藻、倪文蔚被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
　　此次委派，当然容不得推辞。尽管前两任总督均未善终，以善治河称名的李鹤年、倪文蔚尚且未完成治河大业，尽管吴大澂自认“才疏德薄恐难任”，但面对“大小两河同日涨，危城岌岌势孤悬”的艰险，面对“四望汪洋人不见，耕牛无主立荒原”的惨象，他无法推辞，也没有退路。
　　一是治河先治心。“进攻退守计无他，试把行军比治河”，在他眼中，治河如同行军打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誓言：如依限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作为一名正二品官员，他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引河事宜限工期、抓质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前来投效治水的刘鹗(《老残游记》作者)，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终于，4个多月后，大坝日夜赶堵，按期合龙。
　　二是治河须治贪。“黄河决口，黄金万斗”，由于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河道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河工”成为肥差已是公开的秘密。光绪皇帝收到密报：“道员欧阳霖总办秸料，该道贪污性成，绅民交恶。挑穵引河一事，该抚以银百二十万两，包与总兵崔廷桂办理，该总兵意图自肥，草率从事，以致放溜之后，全行淤垫。此次发款九百万，到工不过数成。大臣薪水银每月千两。委员每月二百两。投效者至数百员之多。”尽管朝廷后来对总兵崔廷桂没有作出贪污的结论，但当时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魏源语)的现实却依然存在。吴大澂到任后，只身微服私访，混在送料民工中背运秸料，查核情况，对偷工减料、克扣工钱的官员当场杖责，戴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他同时选用刘鹗、陈佩纲等得力之人，不让朝廷薪水当人情。陈佩纲是吴大澂的金石好友，赴乡收买秸料“两月之中，经理银款二千余两，出入账目丝毫不苟，料户皆服其公正”。由此，整个工程完工，较拨发款银节约60余万两。
　　三是治河必治本。《清史稿·吴大澂传》总结李鹤年等人治河经验，“皆足收一时之效，然徒治标，非治本计也。”其原因在于，“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求治难矣。”吴大澂在治标的同时注重治本，采用刘鹗“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方法，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重视关键河段的防护，指出中河厅头堡大王庙顶冲之石堤……八堡之人字坝、托头坝(中牟境)，下南厅七堡之顺二坝，十九堡之盖坝(开封境)均甚紧要，是防御省城之门户;他进一步优化民族英雄林则徐提出的用石料修河工的方法，改过去抛石为坝、用石多而易冲塌的弊端，提倡用灰浆砌筑，外包西洋塞门德土(即今水泥)，敛散为整，加固工程，这也是黄河水利工程第一次使用水泥;他主张固滩保堤，郑州十堡大工完成后，因河势南趋，行将塌至堤身，他审时度势，在荥泽八堡老滩前筑石坝一座，巩固河床，指出“今我筑坝，保此老滩，滩不去则堤不单，守堤不如守滩”;他尤其强调不能麻痹大意，“坝之毁也，毁于溜，亦毁于人。溜之毁，犹可当也，人之毁，不可防也”。
　　四是治河还治图。治河成功后，吴大澂奏请朝廷成立了善后局，负责测绘河南、直隶、山东三省黄河河图，由易顺鼎总司其事，刘鹗等三人任提调，并从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制造局、广东舆图局抽调了20多位精于测绘、工于绘书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事。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内容涉及河道走向、接纳支流情况、两岸堤坝等水利工程情况。图成后，光绪命为《御览三省黄河全图》，给后世黄河治理留下了详实可靠的宝贵资料。
　　这四招，既有决心，更有恒心;既有想法，更有行动;既治贪腐，也治庸惰;既重一时，更重长久，可谓有的放矢、切中肯綮。但对于吴大澂这样的重臣而言，其可贵之处不是想没想、做没做，而是想得更远，做得更实。
　　吴大澂并非水利专业出身，他自小攻的是经学，是通过科举考试一场一场考出来的进士;他酷爱的是金石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试验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是金文研究公认的专家;他擅长书画治印，其篆籀一改汉唐以后篆学委靡之习，绘画用笔秀逸，饶有雅韵，其《梅花图》现在还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晚清四大篆刻家中，吴昌硕、黄士陵二人都曾受到他的沾溉。就是这样一个非典型性官员，史书却给他留下了“治河有功”的美誉。
　　“欲挽狂澜循地脉，但凭忠悃格天心。”吴大澂曾这样自剖治河时的心迹，不经意间，也泄露了他的治河秘诀：要以尽忠至诚之心，把准症结，用好规律，找到对策，进而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解难，为国家尽力。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强调“诸君勉竭涓埃报，鉴此区区为国诚”，要求下属既在岗位，不论大小，都要竭尽全力。暂不论这样的忠诚能不能感动天地，能不能感动皇帝，但这样的忠诚肯定能感动下属，感动百姓，感动民心。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结果必然如其所然。事实上，对于“天心”，北宋张载曾指出，“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但他同时强调“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由此，“天心”即“民心”，而抵达民心的通道，只有一条，忠诚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吴大澂的“忠”，并不完全是封建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愚忠，而更多的是竭尽心力任其事、服其职。朝廷方议修理圆明园，他上疏请求停止;皇帝大婚，典礼繁缛，他上疏请求裁减。他的“诚”，也并非民间一般意义上的虔诚，更多的是对关爱百姓发自内心的真诚，在他的诗集中，念兹在兹的诗句触眼即是，“万家性命存呼吸，吾辈盘飨愧心安”“官有实心方了事，民无隔膜始通情”“若避虚声循世故，有何实惠及民生”“利民不在广，一念即慈祥”等等，他是始终把百姓放在心里的。这在他一生的仕途尤其是赈灾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河北文安县，为了防止克扣，他甚至“不假手于县属胥吏”，亲自发放赈粮。
　　真心为民，全力以赴，一以贯之，这是吴大澂的忠诚本色。也是他践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百余年来，我们无法忘怀的，正在于此。(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