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1383——1442），明代著名清官，字伯律，号龙冈，江西靖安人。宣德五年出任苏州府知府，任职长达十三年，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况钟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三大“青天”。
　　宣德五年（1430），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知府之职。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为他颁布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到任后的政务进行具体指导，并给他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况钟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皇帝前所未有的恩典。
　　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况钟并没有把皇帝的格外器重和特殊恩典当作自己骄傲和张扬的资本，而是带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带着“不负皇恩不负民”的抱负前往赴任的。况钟本人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他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为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常常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属吏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谦虚地询问左右，大都按这些属吏的意思办理。属吏们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于是不把况钟放在眼里而为所欲为。谁知，一天，况钟突然召集群吏，厉声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把皇帝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属吏们大惊失色。接着，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随即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就地处死。这些属吏们看到况钟做事坚决果断，且很有智谋，不仅没有人敢在冒犯他，而且不敢轻举妄动。随后，况钟又裁撤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官员，还惩治了一批犯贪污罪的官员。苏州府的官场渐渐由原来的腐浊变得清明，有令能行，有禁能止。
　　苏州府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巡抚的治所。这里主办织造的太监，往来于沿江沿海的卫所军官，地方乡宦豪富，都是权势显赫、违法害民的豪强。况钟刚直不阿，不畏强势，不向宦官、豪强低头，对欺压人民、横行不法的宦官、豪强均予以坚决打击。《明史》记载：况钟“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为民请命，造福一方。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的税赋过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苏州府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多次激战，朱元璋登上皇帝之位后，就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赋税，再加上户部的一些官员认为苏州府土地肥沃，理应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当时的苏州府的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百分之一点一，却承担着全国赋税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负担过于沉重，便出现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的现象。在工部左侍郎、进士出身的同乡周忱的支持下，况钟亲自带人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减赋方案，可户部不予批准。况钟为民请命，冲破重重阻力，直接上奏朝廷。宣德七年（1432），皇帝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终于在户部通过。同年，苏州府百姓承担的“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借马”等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此外，工部首任征派三梭布八百匹，分配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一百匹，而苏州府一府就要负担七百匹。在况钟的积极努力下，也终于为苏州府百姓讨回了公道。
　　宣德七年（1432）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要求朝廷派人到苏州地区调研疏浚工程。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废寝忘食，日以继夜，风里雨里，急百姓之所急，忧百姓之所忧。他亲临一线，进行细致的调查，征求和听取个方面的意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将原来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的大圩田改造为小到五百亩左右的小圩田，圩田旁开渠，和河道相通，做到旱能灌，涝能排。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轻。为了储粮以备饥荒时的赈济，况钟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之久，虽然苏州地区曾发生过各种灾情，但灾民，没有饿死的，在灾情面前，民心稳定，社会安定，这与况钟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发挥作用有着很大的关系。
　　兴办教育，福荫后代。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他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当时苏州府所辖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1434），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老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新建起。新建后的儒学，规模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屋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屋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生员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为本府儒学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正的青年儒生，大力向朝廷举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他表达能被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九品吏部司务做起，后来官至监察御史。
　　况钟在苏州府知府任上，清正廉洁，躬亲为民，真正做到了“不愧苍天不负民”，苏州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曾作歌谣唱道：“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童叟。”况钟治苏九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多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况钟为政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从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府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奉，署苏州府事”。这是明朝建国七十多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
　　皇帝的褒奖，百姓的信任，给况钟更大的责任感，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唯恐愧对皇上的器重和百姓的信任。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况钟积劳成疾，卒于苏州任所，享年六十岁。他死后，苏州府士民痛苦罢市，万人空巷，人潮如涌，来悼念自己的知府。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往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祭送的哭奠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苏州一府七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杲继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