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尊奉先贤、名贤之风在苏州相沿不废，在虎丘山麓的平远堂，建有纪念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王禹偁、苏轼“唐宋五贤祠”;在西美巷建有纪念清官况钟的“况公祠”;在天平山建有奉祀范仲淹的范公祠……正如古人所言：“凡有道有德教于其乡者，没则祭于瞽宗;乡先生没则祭之于社，皆乡贤也。”这种建祠、设祠的传统至明清尤为兴盛。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应运而生。
　　谈五百名贤祠，不能不说苏州沧浪亭。沧浪亭在苏州现存的诸园中历史最为悠久，沧浪亭始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之子钱元亮的池馆，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诗人苏舜钦流寓吴中，以四万钱购得钱氏园址，傍水构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命名为沧浪亭，并作《沧浪亭记》。建园之后，苏舜钦与欧阳修等人悠游其间，吟咏心志，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置园之事，自此“沧浪亭”名声大振。后沧浪亭虽屡遭淹毁，但苏州历代地方官，对沧浪亭都青睐有加，明代苏州知府胡缵宗，清代江苏巡抚王新命、宋荦、吴存礼、陶澍等都不遗余力，或重修、或增补、或撰文，其中集苏舜钦、欧阳修诗句而成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和归有光作《沧浪亭记》更是把沧浪亭园外之意说得臻于极致，而五百名贤祠在沧浪亭的增设，可谓是对沧浪亭的风规教化之功的一个生动注脚。
　　五百贤祠 光耀千秋
　　五百名贤祠未建之时，沧浪亭内有贤祠数间，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按察使胡季堂在沧浪亭西侧建的中州三贤祠，还有子美祠及蕲王商丘祠等。道光七年(1827年)，藏书家顾沅和苏州十几位士绅，发起在沧浪亭中建五百名贤祠以祭祀苏州历代名人的倡议，江苏巡抚陶澍见到顾沅所藏吴中名贤画像300余幅后，对此倡议大力支持。后经顾沅等广为搜集，又得200多幅，于是命孔继尧临绘，沈石钰勾摹刻石。时值梁章钜正重修沧浪亭，梁章钜亦有意将子美祠等加以整饬合并。于是，陶澍购得亭旁房屋，于次年改建为祠，自此，五百名贤祠正式设立并每岁以时致祭。咸丰庚申年(1860年)，沧浪亭毁于兵火，中州三贤祠等建筑亦残毁。同治十一年(1872年)布政使应宝时、巡抚张树声再度重修，复修古亭于原址，并在亭之南增筑明道堂，又在570人基础上补充增设20多人，取其整数称五百名贤祠，应宝时为祠题名。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众星璀璨、光耀千秋的人物长卷吧!
　　“五百名贤”，依据的是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据记载，顾沅当年为辑录吴郡名贤，在收集资料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正如石韫玉所说“(顾沅)广蒐博采自周末以至本朝，凡得五百七十人，其像或临自古册，或访得之于各家后裔，其冠服悉仍其旧，均有征信，无一凭虚造者。”对于每一位先贤传记事迹，顾沅也是博采相关资料汇集而成，除正史志传记外，“嘉言懿行散见于载籍及遗老传闻、有关掌故者，本传之后略志一二以广见闻。”也正因为顾沅的用心纂辑，而且人像描绘皆有依凭，所列500多人才颇具代表性，由此刻像嵌壁供立沧浪亭，他们的事迹也才能长垂久远，春秋致祭，为后人钦仰。
　　在五百名贤祠瞻仰名贤，会发现这500多位古人的入选标准极有包容性。其中，有籍贯属于苏州者，也有做官及流寓吴地者;既有名宦乡贤，亦多文人学士;时间跨度涵盖从春秋至近代2500多年漫长的历史时期。纵览这些历史人物，基本分为政治、文学、忠节、循吏、经学、隐士、孝子、军事、理学、水利、医学、历算等十二个类别，每像四句传赞，弘扬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这正是中华文化的DNA。
　　五百名贤祠，堪称全国独一无二，作为文化的特例，它有好多东西值得后人研究。比如，五百名贤祠的性质界定，它实质是苏州这座城市的公共祠堂。“祠”者，祠堂也。中国的祠堂，一般分为两个层级。一个层级为皇家祠堂，即所谓太庙。另一层级则为民间祠堂——古代民间建立的祭祀祖先的家庙。相比之下，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则是介于上述两个层级间的一个特殊的祠堂。还有就是在入列的596名先贤中，“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乡贤中80%为新苏州人。五百名贤祠表现出了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性，体现为对“外来人”及外来区域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维风励俗 千载传响
　　五百名贤祠里有清人的对联：“百代集冠裳，烁古炳今，总不外纲常名教;三吴崇俎豆，维风励俗，岂徒在科第文章。”对联透露的就是苏州自古就崇尚尊重先贤，立祠建庙以劝勉后人的文化传统。
　　早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吴郡郡守洪遵就建了一座奉祠先贤的“瞻仪堂”，搜罗、图绘历代苏州地方官中官德卓著者的肖像，供世人瞻仰，采用韩退之《庙学碑》语，名之曰“瞻仪”。到了明弘治年间，监察御史樊祉巡按苏州，听说 “汉陆公郁林石”故事，对苏州知府史简说：“先哲遗物，应该加以表识。而且还可以教化后人!如果将此石放在偏僻的城东，很难让官吏早晚看到，与埋没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让吴县知县邝璠、长洲县丞王伦将此石移到察院之侧，并建亭加以保护并命名为“廉石”。与官方的这些表彰祭祀活动相表里，苏州社会各界对先贤的推崇也代代相传，《吴中往哲记》《吴中往哲像赞》《续吴中先贤赞》《姑苏名贤小纪》等大量弘扬先贤的书籍陆续刊行……这些行为和现象，凸显了历代苏州人对先贤品德持之不懈的珍视与继承。
　　让我们来看看先贤品德的教化之功吧!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仕宦苏州，留下诸多惠政和美名，人称“苏州三刺史”，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长洲(今之苏州)知县的文学家江盈科，把“三刺史”与宋代游寓苏州的著名诗人王禹偁、苏轼放在一起，在虎丘山麓的平远堂旧址修建唐宋五贤祠。清代苏州籍诗人薛雪有诗专咏唐宋五贤祠：“瞻望流风拜下尘，映阶碧草泪痕新。一堂俎豆千秋业，异代文章四海人。”“瞻望流风拜下尘”，反映出的正是明清以来的苏州文士，在唐宋先贤、先哲的精神引领下，一方面恪守儒家经典中的教诲与训诫，不断砥砺自我的操守和节义;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不懈地弘扬传播历代名贤的光辉风范。
　　在苏州这块土地上，不论是扎根于本土的乡贤，还是来苏公干或任职的官员，他们都被苏州的人文环境影响着，身体力行推崇并倡导忠孝之义和清廉之道。五百名贤祠，正是这些先贤的集大成者——
　　儒家董仲舒、皇侃、顾野王、顾宪成、高攀龙、汤斌、钱大昕……
　　文学家陆机、陆云、李白、韦应物、顾况、白居易、刘禹锡、罗隐、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范成大、王世贞、归有光、张溥、朱彝尊、沈德潜……
　　艺术家张旭、米芾、黄公望、沈周、文征明、吴宽、唐寅……
　　名相顾雍、狄仁杰、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申时行、王鏊、王锡爵、徐乾学……
　　直臣海瑞、赵用贤、杨涟、周顺昌……
　　忠义文天祥、张世杰、郑思肖、归庄、徐枋……
　　正如国学大师钱仲联所言：“综观全像，而知吴中名贤，林林总总，岂特为东南生色，环顾神州，以一隅而足以匹敌或肩随者罕矣，此诚吴人之足以自豪者也。”
　　先贤文化 涵育新风
　　弘扬先贤之风的有序传承，成就的是苏州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五百名贤”的立身敦行，俨然是苏州深厚文化的光束，她像一道文化之光，引导一代一代在苏州为官的人见贤思齐。苏州市纪委深刻意识到了“五百名贤”对世人的教化作用，特别是对从政者的示范意义，特意将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列为廉洁文化旅游专线的重要一环，其用意正是要以此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五百名贤祠蕴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使之继续成为鼓励党员干部和市民立身行道的文化道德标杆。
　　“五百名贤”引导社会见贤思齐。没有品质塑造与精神高度，难以称“贤”，没有德行善举，也不能称“贤”。如果缺少典范人格和实际奉献，是无法产生影响力的。“五百名贤”的选择标准就在于其德、其言、其行。德，是指他们有一种精神高度;行，是指他们造福桑梓，造福地方。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与实践，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体现的正是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道德上的感召力量在于一个“同”字，由境异情同而心志相通，所以，审视“五百名贤”，仰望他们的道德典范，看齐他们的建功立业，一直具有极强的感召力，鼓励着历代苏州人向榜样学习、见贤思齐。
　　“五百名贤”涵育文明乡风。社会以立祠奉祀这一形式来崇德报功，对有德行有声望有贡献的本地人士进行表彰和推崇，倡导的是主流价值，弘扬的是社会道德，涵育的是文明乡风。“五百名贤”是联系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具有苏州精神文化标记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五百名贤”根植本乡本土，贴近现实，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不但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而且具体可感、可亲，因而也更易于让苏州人找回先人崇德尚义的情怀、崇德向善的人文形象，传递奋发向上的正能量，更容易引领大家转变思想观念，滋养主流价值观。
　　“五百名贤”带动市民道德建设。在传统农耕社会，面积大、人口众的基层治理主要是由既不在朝也不支薪的士绅乡贤主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空间为基层社会树立了公民道德的人格标杆，他们用自己的政治信念、道德情操、主人翁姿态、自主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濡育了社会的文化、风气和习俗，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的中坚力量。五百名贤“有德有言，千载风徽”，这种品德就是历史文化的脐带，供养着市民道德建设的素养，从而使苏州不断闪现“一人义则一家举义，一家善则一地向善，一地仁则一国兴仁”的文明光束。(王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