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
　　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12月底入川后，在不足一年之内就领导群众开辟出了4.2万多平方公里根据地，并随即在这片土地上新建起了县苏维埃政权24个，区苏维埃政权16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99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4300多个，再加上党的县、区委和乡支部、村小组，需要大批的党员和干部。
　　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县苏维埃和工作人员不超过37人，区苏执委和工作人员不超过17人，乡苏执委和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村苏不超过3人”，单是县、区、乡三级政权就需要8500多名干部，加上三级党组织，共计17400多人，若再加上村苏维埃所需12900人，总计需要3万人以上。就干部类型而言，需要政治、监察、保卫、法律、裁判、土地、经济、粮食、劳工、内务、文化、财政、交通等各类人才。他们能否及时到位，关系到能否为军事斗争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以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李先念、王树生等为骨干的大批干部，紧紧依靠和发动川陕人民，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的优良传统，把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来抓，哪个地方的战斗宣告胜利，哪个地方的党政群团组织就宣告成立。从1932年12月底开始到1933年12月，全苏区的党政群团组织先后建立，党员发展到3万名以上，团员和少年先锋队队员等发展到10万人左右。
　　1933年上半年一段时间，由于地方政权刚刚建立不久，无工作经验，群众工作非常薄弱，许多政策宣传不下去，许多要做的工作搞不起来，以致反革命造谣，说穷光蛋能混几天。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川陕省委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强调指出：“加强党团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迅速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显得十分迫切，各级苏维埃党政组织要采取各种方法加紧做好培训工作。”此后，全苏区针对各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培育、开发人才的措施
　　举办各类训练班短期培训。这是为适应工作需要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各县苏维埃以多则一月、少则十天半月对参训人员进行一次基本常识教育。训练结束后，参训人员回到岗位上边干边学。如1933年下半年，红四方面军第一、二、三电台台长王子刚、蔡威、宋侃夫等人负责开办的电信、报务人员训练班，省工农医院开办的红色中医和看护人员训练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财经特派员处开办的经济训练班，各县苏维埃开办的区乡苏维埃主席训练班等。这种训练叫做“火线练兵”，虽是单纯的业务训练，但实际效果很好，学员回去后都能直接开展工作，缓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有计划地分批派到党校接受正规培训。当川陕省委党校于1933年7月在通江成立后，各县委党校相继成立。省、县两级党校各有分工：省委党校主要培训县委和区委党员干部，叫高级班，每期学员300余人，男女各半；县委党校主要培训乡苏维埃主席、乡支部书记、组织和宣传干事、一般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叫中级班或初级班，每期学员200余人，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学习内容因班而异，一般都设有马列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方针政策、军事和有关业务知识等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毕业后仍回原单位。
　　有计划地分批派到专门学校，分门别类培训。为促进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苏区就成立各类专门学校培训人才作了决定。会后，省苏维埃学校、妇女学校、团校、红军大学、彭杨学校、卫生学校、农事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等相继成立。此后，无论县、区苏维埃群团组织，军队营、团和地方武装中的各类干部都分批受到培训。那时，对地方干部的军事教育同样很严。反刘湘“六路围攻”的1934年上半年，川陕省委制订了《大战红五月的工作计划》，动员全苏区党员干部紧急实现军事化，强调县、区、乡、村中全体工农干部都武装起来,党员全部参加赤卫军，支书当指导员，区委书记当团政委。每乡建一操场，加紧军事训练，人人必须学会瞄准、测量距离、擦枪、保管枪支、装退子弹、扳枪、使用标尺、利用地形等军事常识和技术。以区为单位建立训练处，由军队派人赴各区训练，一周训练一批，一批接一批地训练，省委还派人分赴各地检查验收。此外，各军亦开办教导队，主要训练连、排职干部，专就进攻、防御、夜间、河川等战术进行训练，不断组织演习。由于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学习，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越战越精，越打情绪越高，把刘湘的“六路围攻”打得落花流水。
　　招聘特种人才和改造、使用旧有专门人才。为满足某些特种行业的需要，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公开招聘特种人才和改造、使用旧有专门人才的政策。继1933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发出招聘各种军事人才的启事后，省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2月也发出了招聘医生和充分改造利用旧有人才的指示。
　　这在战争年代，人才需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确实是一项很奏效的办法。如红军总医院在通江王坪建立后，医疗骨干严重缺乏，总政治部便在通江、南江、巴中、仪陇等县招聘老中医96人，加上他们的徒弟（学员）共150多人。老中医梁作舟、梁作然、杨贯英、陈殿之等进入总医院后，很快使医院的医疗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红军占领绥定（今达州）后，虽然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造币、缝纫等厂的成套设备，但由于缺乏技术力量，无法生产。红军总经理部请示省苏维埃政府后决定：凡是过去在厂内车间工段任职的，只要愿意工作，一律欢迎。这些旧有人员经短期思想改造后，回到工厂，军工生产因而得到发展，保证了军需。
　　“任人唯贤，唯才是用”
　　培养、使用、关心、爱护人才，是造就人才、聚集人才的重要前提。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 在人才使用上，路线正确。无论是自己培养的，或是招聘进来的，还是改造的旧有人才，一律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的用人路线。谁有技术和本领就大胆使用谁。何阳洲原是国民党军兵工厂的技术骨干，经教育后，他愿意为红军服务，后来还委任他为兵工厂的总技师兼子弹厂厂长。
　　在爱护人才上，政策鲜明。西北军区政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专门发布公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及一切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如果这些人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在造币厂专管造币的学生干部李凡山，肃反中几乎两次被杀，由于川陕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兼省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出面保护，才幸免于难。
　　在人才待遇上，给予优待。为了充分发挥专门人才的作用，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及时颁布了《优待专门人才的暂行条例》。对专门人才的服务薪金、学术著述、创造发明、年老退休、伤亡抚恤等应享有的特别优待都作了明确规定，对其家属子女也给予优厚待遇。就连婚姻、住房、抽烟等方面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关心和照顾，使得各类人才思想安定，技能得到充分发挥。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重视人才建设的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一优良的革命传统，不仅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以体现，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得到发扬。
　　血战河西走廊失败，由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后，利用那里的有利军事条件，培养出了一批特殊兵种骨干。据1939年9月邓发回延安时向中央的报告中统计：学汽车的150人，学装甲车的50人，学大炮的87人，学航空的42人，学无线电的34人，学军医、兽医的12人，送赴苏联学情报的22人。这些人才为我军在抗战后期创建机械化部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川陕革命根据地由放牛娃到将军的有吴瑞林、傅崇碧、王定烈等70多人。他们均在革命战争时期受到严格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成长起来。
　　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开明的选人用人路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并不断成长、成熟，为扩大苏区和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对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一项开拓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