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1634—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廉吏。
　　王渔洋出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元朝末年，先祖王贵从山东诸城迁至新城。明朝嘉靖年间，四世祖王重光成为新城王氏家族第一个进士，入仕后由工部主事升户部员外郎，主持九江关税，不贪一钱一物；后守卫大同，不附权贵，平反冤狱；任贵州按察使参议期间，鞠躬尽瘁，身染瘴疠，卒于任所，有“忠勤报国”之褒，世称忠勤公。生前，王重光给后代留下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这四句话成为王氏子孙恪守的信条。王渔洋祖父王象晋将家训写在厅事屏壁间，以作时时警示，并教育王家兄弟也要“恒举此训”。值得一提的是，祖父王象晋和祖叔王象春皆因耿直敢言，触忤权贵，罢官回家。这种家风和做官态度体现了王家的立身处事之本，自小就对王士祯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父母宽厚严明的家教对王渔洋的影响则更大。父亲王与敕时常教育王渔洋 “为国效力，泽延后嗣”，并将祖父生的生平事迹为图二十四，以示后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渔洋从家乡启程赴扬州初任推官，父亲考虑到他年少为官，而且是掌管司法事务，有生杀予夺之权，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安危，不能不慎之又慎，于是随同前往，要亲自督查儿子为官作宦。临行前，王渔洋母亲孙夫人送至渑水（今乌河）上曰：“汝少年为法吏，吾惧之。然扬，故尔祖旧游地也。其务尽职守，以嗣前烈。”孙夫人此言情真意切，希望儿子王渔洋效仿先辈，克己奉公，为家门增光。
　　王渔洋到扬州后，时刻铭记王氏家训与父母嘱托，深知做刑狱之官， “人命最重，极当详慎”，因而尽职尽责，断案谨慎，从不随声附和，从不徇私舞弊，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救活了不少人命。而其中最能体现王渔洋刚正不阿、秉公办案的是其上任扬州推官第二年受理的所谓“通海大案”。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率抗清义士从海上入长江口，一度打到江苏。扬州、镇江等地不少民众予以支援。不久，郑成功舰队被清军击败。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借此事大兴刑狱，一时冤案四起，株连甚广，监狱人满为患，民心惊慌。
　　刚到任不久的王渔洋决心为民请命，给予平反昭雪。但朝臣不支持，总督不配合，使他为民伸冤的方案陷于孤立无援，王渔洋将顶戴和大印交给下属放到一边，表示不惜丢弃乌纱帽，也要把冤案之事办到底。王渔洋率民众向清廷官员据理力争，梳理出那些被故意夸大的、缺乏证据的案件，将一大批无辜平民百姓释放；然后将诬告者反拘，严厉惩办。康熙元年（1662年），王渔洋因秉公办案、不怕忤逆上级而招致官职降级的结果。时在扬州就养的母亲孙夫人告之：“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和鼓励儿子顶住压力主持公道，而不去计较个人官职的升降。
　　康熙四年（1665年），政绩卓著、名声远播的王渔洋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临行时，王渔洋 “身无长物，不名一钱，唯图书数十箧”，其在诗中写道：“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王渔洋离开了，但他洁己爱民的事迹和声名却永远留在了扬州。当地百姓兴建“三贤祠”，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做官、颇多善政的欧阳修、苏轼一起塑像，以示敬仰和纪念。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王渔洋三子王启汸上任唐山县令，当时的唐山土瘠民贫、百废待兴。儿子本是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士祯很是放心不下。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六十五岁的王渔洋于京邸书写《手镜录》一册交于儿子。《手镜录》由五十条从政箴言组成，其中讲到“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跟须正，持门第不得。”“日用节俭，可以成廉。”“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等等，意思是要求儿子做官不能有任何官僚特权思想，要厉行节俭、廉洁自律，爱护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王渔洋的《手镜录》不仅体现出其作为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儿子如何为官的特意交待，更体现了王渔洋对家族世代清廉为官家风的承袭和发扬。王渔洋后来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官至刑部尚书，其也得到了百姓的敬仰和爱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代廉吏”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