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得名是很早的，《周礼·春官》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时郑玄对四方之志作过解释。郑玄说：“志者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杌》。”这三者都是一国的史书，和郑玄当时的方志不尽相同。郑玄时的方志已经相当繁多，而且《后汉书·西域传》中还具体提到“二汉方志”，可见当时不仅有了方志的名称，而且也为社会上所习用，和《周礼》所说的“四方之志”是不相同的。
　　历史地理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名称虽非很早，渊源却是很悠久的。有的学者认为应上溯到《尚书·禹贡篇》。现代学者多已认定《禹贡篇》是撰写于战国时期，所记载的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当时的地理书不能以之为历史地理。我的愚见，以为历史地理应该上溯到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一书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应是最早有关历史地理的记载。班固在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更首先使用沿革二字，以说明有关地理建置的变化。说到历史地理学的起源，不能埋没司马迁和班固的功绩。
　　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自形成之后，2000多年以来，都曾经有过变化。方志的变化更为明显。如前所说，方志本是记地之书，故《隋书·经籍志》即以之列于史部地理类中，与《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联系在一起。就在东汉初年，郡国各地还有一种记人之书。《隋书·经籍志》的撰者认为记人之书与记地之书不同，另列为《杂传》一类，可见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区别的，不可混而为一。由东汉至于隋唐，记人之书先后迭出，络绎不绝，自成一种派系，分道扬镳，各具特色。
　　大致到了北宋，就逐渐显示出其间的相互演变。今传世有朱长文所纂《吴郡图经续记》，为书三卷。其上卷所列有封域、城邑等十五门。就在这十五门中就杂有牧守、人物二门，这是以前方志所未有的。方志合记地记人为一体。记地之书相当于《史记》的书和《汉书》的志，记人之书相当于《史记》和《汉书》的列传，所差的只是缺两书的本纪。本纪记帝王言行和国之大事，方志在这一点上如何能与国史相比侔?不过到南宋宁宗嘉定七年 (1214年)，高似孙在所纂的《剡录》中作了补足。《剡录》开篇就确定《县纪年》，记一县的大事，其作用和帝纪相仿佛，只是除过年号外和帝王别无关系。这一增添对于方志来说，不论是记人或记事都能有具体年代可以稽考，不相混淆，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经过这样的增添，方志和国史的体例和结构基本上趋于一致，方志因而就成为地方史了。
　　——节选自《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