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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耕读本色

发布日期:2017-06-19浏览次数: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字号:[ ]


  嘉庆十七年(1812年)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左宗棠二十一岁中举,此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或许内心不服气,但这宗苦闷终究敌不过另一宗快慰——他在京城的大小书肆淘到了一大堆农书和医书,竟如获至宝。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不乏咏絮之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完全认同夫君以耕读为本的想法。左宗棠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夫人并无微词。但她深明大义,十分了解夫君的抱负和才能,因此也表明了更高的期许:“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

  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八年,专授一徒。此徒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也是左宗棠的乘龙快婿。在此期间,他将耕读为本的想法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名有实。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祖上只传下几十亩薄田,长兄宗棫去世后,他与二哥宗植不忍分割家业,就将田产悉数留给了寡嫂。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每年束脩能得二百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四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七十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他“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不惑之年,他仍然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他的语录之一是:“农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语录之二是:“治生自以务农为先务。果欲为隐居求志之处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从乎?”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在家书中写道:“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这次出远门,他最大的收获仍是购买了许多足供探讨的农书。他告诉夫人:“他日归时,与吾夫人闭门伏读,实地考验,著为一书,以诏农圃。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也。君能为孟德曜,吾岂不能为仲长统乎?”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狂生,不乐名位,性喜卜居清旷。左宗棠似仲长统,又不似仲长统,二人性情狂简相类,但仲长统秉承道家思想,清静逍遥,左公尊儒崇墨,偏向于经世致用、摩顶放踵。

  左宗棠极其重视农耕,最喜欢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读之惬意溢于言表。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孔子训斥樊迟,孟子责备陈相,原意在于劝导学人立志要立大志和远志,并非说读书人不应当务农。由于后儒讲习不明,“遂至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古代大贤伊尹生于畎亩,诸葛亮躬耕南阳,务农有何不妥?左宗棠不仅喜爱干农活,还决定著农书,只可惜他的《朴存阁农书》未及付梓便散失了,后人已无法窥其全豹之一斑。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左宗棠写信给恩师贺熙龄,汇报自己的乡居生活,谈及农事,笔欢墨舞:“乡居不能不耕田。耕田有数善:岁入之数较多,山泽之利并得,可以多蓄庸力,可以多饲鸡豚,可以知艰难,可以习劳苦。……今居乡既久,乃益习其利。明岁亦督耕十余石田矣。世间惟此事最雅、最正、最可久恃,而人每不之务,实为可叹耳!”务农使左宗棠的身板较绝大多数书生更为硬朗,日后,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救火队长”之一,吃了不少苦头,办了许多大事,活到了七十三岁高龄。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