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七年(1812年)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左宗棠二十一岁中举，此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或许内心不服气，但这宗苦闷终究敌不过另一宗快慰——他在京城的大小书肆淘到了一大堆农书和医书，竟如获至宝。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不乏咏絮之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完全认同夫君以耕读为本的想法。左宗棠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夫人并无微词。但她深明大义，十分了解夫君的抱负和才能，因此也表明了更高的期许：“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

　　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八年，专授一徒。此徒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也是左宗棠的乘龙快婿。在此期间，他将耕读为本的想法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名有实。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祖上只传下几十亩薄田，长兄宗棫去世后，他与二哥宗植不忍分割家业，就将田产悉数留给了寡嫂。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每年束脩能得二百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四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七十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他“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不惑之年，他仍然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他的语录之一是：“农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语录之二是：“治生自以务农为先务。果欲为隐居求志之处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从乎?”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在家书中写道：“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这次出远门，他最大的收获仍是购买了许多足供探讨的农书。他告诉夫人：“他日归时，与吾夫人闭门伏读，实地考验，著为一书，以诏农圃。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也。君能为孟德曜，吾岂不能为仲长统乎?”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狂生，不乐名位，性喜卜居清旷。左宗棠似仲长统，又不似仲长统，二人性情狂简相类，但仲长统秉承道家思想，清静逍遥，左公尊儒崇墨，偏向于经世致用、摩顶放踵。

　　左宗棠极其重视农耕，最喜欢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读之惬意溢于言表。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孔子训斥樊迟，孟子责备陈相，原意在于劝导学人立志要立大志和远志，并非说读书人不应当务农。由于后儒讲习不明，“遂至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古代大贤伊尹生于畎亩，诸葛亮躬耕南阳，务农有何不妥?左宗棠不仅喜爱干农活，还决定著农书，只可惜他的《朴存阁农书》未及付梓便散失了，后人已无法窥其全豹之一斑。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左宗棠写信给恩师贺熙龄，汇报自己的乡居生活，谈及农事，笔欢墨舞：“乡居不能不耕田。耕田有数善：岁入之数较多，山泽之利并得，可以多蓄庸力，可以多饲鸡豚，可以知艰难，可以习劳苦。……今居乡既久，乃益习其利。明岁亦督耕十余石田矣。世间惟此事最雅、最正、最可久恃，而人每不之务，实为可叹耳!”务农使左宗棠的身板较绝大多数书生更为硬朗，日后，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救火队长”之一，吃了不少苦头，办了许多大事，活到了七十三岁高龄。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