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境内的刘家港，地处娄江与长江的交汇处，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使刘家港成为古代漕运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港和归泊港，史称“六国码头”，也有“天下第一码头”的美誉。刘家港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太仓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巨大发展，也造就了一批商贸牙行、商贾漕户。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唐文治的祖上就是这样的漕户人家。唐文治家族以德为先、以善为上，务实尚真、求新应变的家风，不仅为整个家族带来了荣耀，也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唐文治家族的发展演变

　　唐家世籍金陵，明万历天启年间迁至太仓。太仓唐氏家族从第四代到第八代的家族成员，都以经营牙行和承担漕运为主要职业。这跟唐文治祖辈户籍是卫籍有直接关系，明代户籍制度分军、民、匠等，太仓署地镇洋县是卫籍，卫所家族的男丁都需要编入卫籍，从事地方防御和漕运。由于太仓水上交通的重要性又推动了商业的发达，所谓牙行是指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间商人。可以说，唐文治祖上所从事的漕运和牙行职业跟太仓的地情密切相关，是太仓明清地情特征的直接反映。唐氏家族的第四代、唐文治的七世祖唐天栋，字宏任，经营漕船、牙行。六世祖唐承焘字宾王，号南轩，太学生，经营漕船。五世祖唐景星，字范九，号墨池，秀才，经营漕船，出租土地，设账授徒。曾祖父唐森阶，号尧蓂，上海开设税行，业落迁回太仓。祖父唐学韩，字翼亭，家族经济收入也主要来源于经营漕船和出租土地。

　　良港、漕运和商业，使得太仓“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木林”。唐文治家族也在牙行和漕运生意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殷实的小康之家。家族第五代唐承焘、唐承熙、唐承照是家族史上繁盛的一代。其中唐承焘有太学生的名衔，有过讲帐活动，为人师表，对学生循循善诱，一些顽劣的学生得到他的教化而走上正途，很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刘河镇记略》评价他：为人严正梗直，训蒙行循循善诱之道。在承担漕运任务时，唐承焘也是认真细致，被授予“劳勋可嘉”的匾额。由此可见，唐文治的家族祖上几代不只是简单的商人家庭，而是一个有着一定文化和较强儒家道德观念的亦商亦文的家族。

　　历史时而雄壮，时而悲壮。清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漕运受到影响。而依附于商贸业的牙行经济在太仓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唐氏家族家道渐有下行之势。再加上唐文治的祖父唐学韩和曾祖父唐森阶都是乐善好施之人，碰到荒年或者有贫病者，收取地租时，往往心软而减收甚至免去,“虽益贫而任恤施与之事不少懈”。由此，家族的经济状况与生活压力陡增。外部世界的变化，时代的行进，使得唐氏家族敏锐的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领域才能续接家族的殷富和小康，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唐文治的祖父将满含期望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唐受祺，希望他能通过走科举之路来实现家族命运的转变，实现修身齐家的理想。

　　唐受祺 ，字若钦，号兰客，清末文学家、藏书家，唐文治的父亲。六岁时，尽管当时家庭经济条件窘迫，父亲唐学韩来还是送唐受祺到太仓名塾钱健齐的家中接受启蒙教育。唐受祺读书十分刻苦，常看书至深夜。同治四年(1865年)唐受祺获得恩贡并例选直隶州分州。此后，他设馆授徒，当起了塾师。虽然唐受祺在科举路上未取得理想的成绩，但他却培养出了两位进士，一位就是自己的儿子唐文治，一位是当地乡贤的儿子吴敬修。唐受祺著有《浣花庐诗钞》《赋钞》《唐封翁手书格言》等。其中《唐封翁手书格言》被后人称作“历代伦理典籍丛刊”。

　　重视儒学、理学是唐受祺的人生态度，“学成圣贤”是唐受祺的终身理想，而他这种理想对儿子唐文治和后代子孙都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唐文治是太仓唐氏家族的第十代，而他也最终改变了太仓唐氏家族的整体命运。唐文治16岁时入太仓州学，后师从理学家王紫翔，18岁时中举人。21岁入读江阴南菁书院，师从黄以周、王先谦等名家。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壬辰科进士，同年五月，任户部江西司主事。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中国陆海军被日本打败。痛心疾首的唐文治夜不能寐，于11月向清政府上书《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即万言疏稿)，针砭时弊，痛陈政治黑暗，呼吁改革图新。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发动 “公车上书 ” ，唐文治亦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1902年春，葡萄牙乘修订十年前旧约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把澳门附近的大孤、小孤等岛划入租界范围的无理要求，唐文治起草照会予以拒绝。由于工作的关系，使得唐文治有机会了解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让怀有强烈兴邦之志的唐文治深受震动，这也为以后他弃官办学打下了思想基础。

　　1903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体恤商艰” 为主，规定商部官吏必须以扶植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为已任，不得自营商业，以图私利，严禁贪污纳贿。并手订商律 131 条，这是中国有商法的开始。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任署理尚书。他鉴于日本早有窥伺中国东北的野心，积极主张从速整顿东三省，以确保东北的主权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撰写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唐文治又制订商办铁路政策，利用华侨商人的财力建筑铁路。此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兴建。该时期，他还上疏了《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请调用人员贮才馆折》《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等奏折，并要求引进国外农产品良种进行试验、改良、引种，以振农业，但以上种种建议清廷多未采纳，劳而少功。1906年末，唐文治母亲过世，他回家守制，不再返京复官。1907年9月，唐文治接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大前身)监督，从此走上了弃官从教之路。

　　早些年国外考察的经历让唐文治意识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它们的实业发达，而实业发达又基于科学之进步，科学进步则有赖于重视教育。他主张在教育中要“求实学，务实业”，即“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随即唐文治着手调整学科，停办商科转向工程教育，接连创设铁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奠定了交大作为工科大学的基础。1909年春，邮传部拟发展航海贸易，急需培养航运人才，唐文治随即增设船政专科，并极力辅助商船学校正式成立。在交大的14年间，唐文治立志于办中国“第一等大学”， 以他的远见卓识广揽名师，厚植基础，奠定并夯实了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学风，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从封建书院教育制度向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过渡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

　　民国 9 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回到无锡。年末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 ( 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馆长。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仍亲自授课，朗诵古文时抑扬顿挫，时称 “ 唐调 ”。在教学上，他提出 “厚植基础博览专精 ” 的原则，主张教古籍原书，使学生能掌握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在唐文治的努力下，无锡国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当时国学教育两大“重镇”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国学人才。

　　唐文治有四子一女，除次子和小女早殇外，庆诒、庆增、庆永三子均在学教路上成就卓著。唐庆诒，字谋伯，唐文治长子，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后归国任交大外文系系主任。从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交大任教，是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唐庆增，经济学家，字叔高， 1920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期间曾担任中国经济学社编辑主任。唐庆永，货币银行学家，1928年留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科，著有《现代货币银行及商业问题》《中美外交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唐文治的儿媳，唐庆诒的夫人俞庆棠，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将民众教育当作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手段。1928年，创办了以培养民众教育师资为目的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此后还指导、创办了140多所民众学校，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唐文治的孙辈也大多从事科教事业，培养出多位院士和专家。长孙唐孝宣是化工医药专家，小孙子唐孝威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6个孙女唐孝孙女唐孝纯、唐孝端、唐孝英、唐孝慧、唐孝慈、唐孝采，大多在大学里任教。

　　二、唐文治家族的家风特质

　　纵观唐文治家族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从事漕运牙行的四代先祖，还是由商转入科举的唐受祺一代，最后是由唐文治引领的科教三代，均体现着品德为先、崇真尚实、重视教育的家风特质。

　　1、以德为先、以善为上

　　唐文治家族的祖上虽然是商人，但十分重视品德修养，唐家乐善好施的旧事至今还在太仓流传。太仓唐氏的第七代即唐文治的曾祖父唐森阶，为人豁达又乐于助人，在上海经营牙行。乡人见了就很羡慕，不少成员投奔到他那里。唐森阶大多来者不拒，并安排活计。由于来者大多不懂经营，牙行渐渐入不敷出，家道渐渐中落，唐森阶只得回到太仓靠田租过日子。1849年，太仓遭遇了雨灾，唐家租出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租户们向唐家提出能否减收或缓收地租，并写了债券，共三四千金之巨。唐森阶见到如此情境，不顾家中已大不如以前的经济状况，大手一挥道：岁饥如此，恐君辈决不能偿。立刻取了债券当众烧了。唐森阶的儿子唐学韩也是如此，碰到灾年或荒年，只要有租户“涕泪言贫病”，唐学韩不仅免去租户的地租，还“以钱米施之”，解决了许多租户的困难。

　　唐文治的父亲唐受祺，在私塾当老师时，尽管自家状况不好，也会减免贫困者的学费。常年在外教书的唐受祺一回家，就一再叮嘱唐文治：我教你的就在于学习圣贤，稍立功德，能够无愧于先人。唐文治做官后，经济条件好转后的唐受祺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主经“养静”的生活方式，不忘青少年时所受的困苦生活，常告诫子孙要“勤廉报国”。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接穷济困。唐受祺80大寿时，唐受祺让唐文治将寿筵中的礼金均当作春赈之用，并且捐出1200元存款生息，设立基金，帮扶贫困之人。太仓邑尊吴粤生在家乡筹款修建海防工程时，唐受祺也是二说不说慷慨解囊。唐受祺还十分欣赏明万历年间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贤臣吕坤，他在读吕坤的《呻吟语》后写到：克勤克俭，故能家给人足，不守本分，人必鄙薄。唐文治在《茹经堂全集》中记载，父亲经常告诫子孙为人之道：“当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始，孝为百行之原，淫为万恶之首，伦常之地，尤宜兢兢焉”。后来唐文治的修身报国之道和教学思想也是深受父亲唐受祺的影响。

　　而唐文治无论是做官还是办学，更是将道德修为放在第一位，一直强调“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在商部主管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事务时，唐文治为遏制官场贿赂之风，亲自拟定了《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规定商部官员 “严禁纳贿贪污”，并阐明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某葡萄酒公司创办人为答谢唐文治奏保其实业，曾赠与他“巨金”，唐文治均辞之再三。唐文治培植过很多实业，对于商人的酬谢一律“坚辞”或“峻拒”。这种 “富贵不能淫”的品格得到了朝廷的赞赏，慈禧在颐和园召见他，赞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

　　在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时，唐文治始终将学生的德育放在第一位。把“着重注意道德，以全校蔚然成高尚人格”列入校章第一章，作为学生砥砺德行的座右铭和做人的终生准则。提出了以“诚、恒、耻、立志、礼、公、勤、俭”为学生修养德行的准则，还制订“勤、俭、敬、信”四字为校训。并在大礼堂悬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横幅，亲书“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对联。唐文治还邀请孙中山、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黄炎培等著名人士来校发表时政演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学生要为强国富民而奋发学习。唐文治重视身教，从1907年至1920年，在学校经济困难期间，为不使广大学生辍学，自己带头减薪50%。他还他亲自编订了《孟子大义》等许多国学教材，提倡国文教育，砥砺学生品行。在创办无锡国学馆时，唐文治再三强调：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正人心，救民命。希望通过传承中国文化来实现文化救国、教育救国。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年逾七旬且双目早已全盲的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艰苦辗转于上海、广西桂林等地，一直坚持着“明耻教战”的兴教活动。抗战期间，唐文治居上海，汪伪教育部接管交通大学后，派人“劝驾”他出任伪交大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其铁骨风节，落地有声。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疯狂镇压学生运动，他与张元济、陈叔通等 10 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致上海市长吴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公开信，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全国解放后，唐文治被尊为“上海十老”受到了陈毅市长的表彰和接见。

　　唐家品德为先的家风在当代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唐文治的孙子，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与实验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物理测试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唐孝威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时，曾动情地说：“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 1998年9月14日，香港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通知唐孝威，将199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授予他，并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5万港元。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项别人难以企及的殊荣却被唐孝威谢绝了。他说：“我对一切奖励和奖金都看得很淡，只愿意老老实实为祖国多作贡献!” 2013年，浙江大学将浙大的最高荣誉“竺可桢奖”颁发给唐孝威院士，感谢他为浙大理学学科和学校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唐孝威当场将奖金全部捐给浙大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浙江大学求是理学助学金”，支持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安心求学。

　　2、务实尚真、求新应变

　　太仓唐氏家族前几代人都从事商业和运输业，这种商人世袭的经历，使得这一家族先天带着尚实务实的风气。家族第六代唐景星在漕运途中，经常能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积极进言，改善漕运条件。比如，唐景星在北上漕运时行至江淮河上，常常碰到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的场景。根据当时河流流向和地形位置，他果断向当地官员上书《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的建议，表示要因势利导，解决水患。这种务实之风，得到了当地官民的称道。

　　而唐文治更是“求真尚实”精神品格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北京邮传部任职时，唐文治就提出了尚实的思想。他推动商会在中国的普遍建立、成立勘矿总公司、建立农工路矿实验性机构、批准创办一大批民办企业等等实绩，无不不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尚实革新之举。唐文治任校长的年代，中国的工业、交通等方面还很落后。他明确倡导“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首创了中国最早的高等电机、土木、铁路管理等学科。他重抓实习环节，要求学生学用结合，“学成致用于实际”。在他的努力下，学校陆续创建了金工厂、木工厂、理化实验室、电机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等，让学生实验、实习，动手动脑，掌握操作技能，并要求学生写出报告。他还鼓励学生进行校外实习。1909年，铁路专科学生率先进行实地铺轨校外教学，此后校外教学之风在各个专科推广 。唐文治还专门制定了旨在表达求实务实、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校旗和校歌，募资建成了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聘请外籍专家教师的同时，唐文治积极选拔学生到国外留学再回校任教，并鼓励本国教员编撰教材，尝试实现外来工程教育的本土化，开拓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办学之路。总之，当我国教育从科举变革为近代教育制时，唐文治求实学、办实业的办学思想具有较大的历史进步性，并最终奠定了上海交大办学方向和学科基础。唐文治不仅勇于进行西方工程教育中国化的尝试与实践，还高度重视国文教育，探索了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大学教育模式。40多年办学，40多年探索，唐文治以他务实开阔的思想和实践，成为我国近代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的孙子唐孝威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还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胶子”的共同发现者，生物物理学的探索者等。这样的成就，可以说也是唐家务实尚真的有力传承。

　　从唐文治家族八代人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们家族的变迁总是跟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联。唐文治家族四世祖至八世祖世袭从商，是跟太仓刘家港漕运的繁华息息相关，漕运兴则家族兴。而清道光年间，太仓漕运渐衰。家道中落带来的压力，使家族成员结合时局形势，果断作出了由从商向科举努力的转变。尽管当时唐家的经济状况已困难，但唐家还是举全家之力送出生在道光年间的唐受祺到太仓名塾接受教育，从而才有了后来唐文治的进士及第。家族的命运也在这样的审时度势中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不得不说这是唐文治祖辈适应时代，选择出路的一次胜利。

　　而纵观唐文治的一生，他是新事物的接受者，很多方面又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者。从十多年的仕途生涯来看，唐文治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对我国掠夺和宰割的惨痛事实，以及身边民不聊生的现状，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之心。唐文治多次奏请朝廷，希望整饬政纪，从政治、人事等诸方面进行一些变革，以挽危局。但由于清廷政治的腐败，使他的变革理想破灭。因此，困境中的唐文治迫切需要改变身份，重新寻找一方救国济世的良方。弃官从教是他站在清末这个历史关口的一次重大人生选择。唐文治任南洋公学校长的14年，正值我国教育制度从废除科举走向近代教育的转折时期，唐文治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培养我国的实业人才。因此他坚定了以工科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创建了近代高等工科教育体制。在专业设置方面，以工为主，工管结合;教学上工文并重，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先例，为交大发展成为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

　　从唐庆诒兄弟三人学业及事业来看，唐庆诒在三尺讲台上奉献了一生，唐庆增和唐庆永两人一起参加了经济学社的创建工作，兄弟三人均有国外留学经历，学成后也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唐文治的孙辈更是同外面的世界有着诸多联系，他们也多有着国外留学的经历，中西融合的教育背景，开放的国际视野，丰厚的国粹家学也使得他们在现代科研和教育事业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唐受祺、唐文治、唐孝威为代表人物的家族三代人及其家族群体，桃李芬芳百余年。

　　太仓唐氏家族从清时的四代从商，再到唐受祺科举成塾师，唐文治科举入仕并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子孙辈也是科教事业成就卓越，他们家族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同中国社会的变动和转型有着一定的关系。三百年，唐氏家族成员或继承或突破，而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品德为先重气节、求真尚实为进步、与时俱进图发展的精神品质却是相同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太仓唐文治家族紧随时代脚步，给我们留下的 “人生唯有廉节重，世界须凭骨气撑”“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高风亮节和务实精神，就是当今我们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文明力量和美丽花朵。这些力量与美好从历史中踏歌而来，生生不息，滋养并引领着我们砥砺前行。(范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