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01年去世，享年60岁。在人们心目中，他胸怀坦荡，严于律已，艰苦朴素，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挑窑工走上了乡镇基层领导岗位。他以清正廉洁之举，树立了公仆形象。面对歪风邪气，他嫉恶如仇、敢于斗争，被乡亲们戏称“柳大炮”。

　　父亲出生那年，日寇还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听老人讲，当时日本人在二甲(现珊瑚镇八达村)建有据点，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因此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尽管环境恶劣，但父亲从小就刻苦学习。上世纪60年代初，他考上了家乡最高学府——泰兴中学。

　　这在当时的家乡，是很少见的。奶奶在世时，特别夸赞我父亲，称他从小肯用功学习，将来肯定能干大事。1962年7月，父亲高中毕业，因国家自然灾害及当时政治背景，他从泰兴中学又回到了家乡。

　　瘦弱的父亲迫于生计，在家乡的窑厂与成年人一起挑窑，这是当时最苦最累的工作。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每天起早贪黑、不分昼夜，这一干就是4、5年。

　　当时，泰兴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家乡屈指可数。因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父亲文化水平较高，当时徐庄生产大队(现徐家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找到父亲，让他到生产大队担任大队长兼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

　　1969年，父亲到当时的周徐小公社担任团委书记，1972年小公社合并，父亲调到横巷乡工作，先后担任过团委书记、公安特派员、副业公司经理、纪检科长和纪委副书记等职务。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退休，就病死在工作岗位上。

　　对组织安排的工作，父亲既不问困难，也不讲条件。在30多年的工作中，他多次带领乡亲们去邵伯京杭大运河工地去挑河，一干就是整个冬天。听乡亲们讲，每次挖河都是父亲带头、乡亲们跟上，挖河进度总是全乡第一。

　　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经常夸父亲，称“没有柳大个子办不了的事情”。

　　父亲一生极为俭朴，从不搞特殊化。因为当时我家有6、7亩责任田。而弟弟、妹妹都在外求学，所以除了忙工作外，他一有空闲还干农活。虽然每天起早贪黑忙家务，但他从来没有影响过工作。

　　1984年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直到病逝都没有拿过工资。他对我讲，工资都是你拿，事情都是你办，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乡里邻居和亲戚朋友的人情世故要给我安排好。

　　其实当时工资很低，父亲每月工资为61.5元，我工资是每月56元。那时弟弟在上大学，妹妹在读高中，家中的日常开销基本上是靠种责任田和养猪维持。

　　父亲一生虽家庭困难，但在物质上从不奢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乡党委委员，在调整工资时按政策应该调资。由于当时政府经济困难，因此在乡党委会讨论调资时，父亲第一个请求不调整，且以后一直未调。

　　父亲担任乡纪委副书记后，每年春节前，总有些亲朋好友或企业老板送烟酒到我家。他实在谢绝不了留下来的，就分送给村里困难的乡亲们，自己留1、2包招待客人。待春节过后，纪委要求每个乡干部登记过年收了多少礼时，父亲都是如实填写，数字比其他人填得都多，我记得有一次填了18条红塔山。

　　结果是，我去代领工资时，财务人员告诉我“工资被扣光了，下个月还要扣”。

　　我一回到家就责问父亲。父亲对我讲：谁让我是纪委书记呢?其他人不执行，我一个人也要执行。一连扣了好多年。那些厂长经理听说此事后，知道了父亲的大炮脾气，从此再没有人上门送烟酒了。

　　对待歪风邪气，父亲敢于碰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老板想凭借其兄弟当干部的面子，要求父亲到当时的变电所说情让他免缴电费，理由是该变电所建在其所在村的土地上，如不答应就要推走父亲的自行车。父亲得知后多次严肃教育，对方最终改打消了念头。

　　2000年4月，父亲患上了食道癌。一年多的时间，花去医药费十几万，最后医治无效病故。

　　父亲一生热爱劳动。几十年来，他起早贪黑，帮助做家务和挑粪，快到上班时间才放下粪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当时生产队小土窑歇业无人承包，父亲联合两户乡亲承包了小土窑。

　　尽管父亲当时已年过5旬，但他不顾身体欠佳，带领我装窑、挑水、烧窑、出窑，帮忙干了近4年。结果两乡亲各分了几千元，他自己分文未取，至今乡亲们还念叨他。

　　父亲去世前的某一天下午，天快黑时，我在离家最远的一块田里往家中运水稻。父亲从病床上爬起来，推着木头小车到田里去帮我运稻。我说，你怎么来拖稻时?父亲回答，我弄一点，你就减轻一点，最后坚持拖了一车稻回家，这件事令我十分痛心。

　　父亲一生生活俭朴，但时刻想着比他更难苦的乡亲。他临终前几天，当着母亲的面嘱咐我，东面邻居因患癌症借的5百元，不要向人家要了。要知道那时，我家已经十分困难了，但我含泪答应了。

　　“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这就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泰兴市公安局珊瑚派出所四级警长 柳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