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学。明末鼎革和清军入关对当时士民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对新境况、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清学之规模与气象由此奠定，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学术理路的嬗变中，黄宗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生浮沉 不改初心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海内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在当世就极负盛名，与陕西李颙、直隶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近代以来，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其父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为“东林七君子”， 在阉党炮制的《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天空星急先锋”。尊素为人精敏多识，有勇有谋，往往能洞烛阉党阴谋，魏忠贤恨之入骨，后与杨涟、左光斗等人一道被阉党罗织罪名在诏狱杀害。

　　崇祯帝继位后，惩治阉党，十九岁的黄宗羲袖怀长锥入京讼冤，这时候魏忠贤已经自缢身亡。朝廷正在审讯阉党余孽，黄宗羲请求惩处在七君子之难中起着不良作用的曹钦程、李实二人，其中李实不仅拒不认罪，还用三千白银试图收买黄宗羲以求免于追究，黄宗羲立即上奏“(李)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结果李实弄巧成拙被治罪。后来在与阉党许显纯、崔应元对簿公堂时，他用长锥刺许显纯，流血蔽体，殴打崔应元。许显纯企图以孝定皇后外甥的身份，请求按照议亲条目免于惩罚。黄宗羲辩驳到，许显纯与魏忠贤兴起大狱，陷害忠良，应该按照谋逆之罪，最终朝廷将二人斩首。他还锥杀杀害黄尊素的两个诏狱牢头。一切尘埃落定后，黄宗羲同死难诸臣遗孤在诏狱中门设祭，哭声如雷，达于禁中，崇祯帝听到后，感叹道：“忠臣孤子，其恻朕怀!”

　　当时朝廷有诏令，死难诸君子遗孤可以恩荫做官，但黄宗羲没有涉足官场，而是遵从父亲遗命到著名学者刘宗周门下就学，举办证人会，试图以士人群体的道德自觉挽救明末颓丧的学风和士风。

　　清军入江南后，刘宗周绝食殉国。此时鲁王在浙东监国，黄宗羲纠集同乡子弟数百人跟随鲁王，号称“世忠营”。后受命作为副使者乞师海外。宗羲之弟宗会因为交通抗清志士冯京第，被清军截获证据，关押在大牢之中，宗羲将其救出。南明首辅熊汝霖夫人在被清军押送入京时，因得到黄宗羲的帮助而脱身。抗清义士张煌言在失败后被清军所俘，不屈就义，黄宗羲冒死为其殡殓。

　　明亡后，宗羲隐居讲学，屡次拒绝清廷征召。康熙年间，开博学鸿儒科，清朝新贵叶方蔼、徐元文等人多方罗致宗羲，均为其严拒。后康熙试图借修明史笼络黄宗羲等遗民，宗羲以母亲年迈和自己老病推辞。当时上至朝廷，下至大臣，都以不能罗致黄宗羲为一大憾事。

　　宗羲去世后，遗命子孙简葬，不用棺椁，而只在墓穴中安放石床，以明朝服制入殓。全祖望对此的解读是：“公自以身遭国家之变，期于速朽。”作为一个遗民，黄宗羲善始善终，保持了最后的气节。

　　挽救颓风 史学经世

　　在颠沛流离之际，黄宗羲仍然讲学不辍，时常与友人吴钟峦等正襟危坐于舟中讲学，闲暇则在舟上注释授时、泰西、回回历。后来鲁王根据地被清军攻破，看到恢复无望后，黄宗羲返回家乡，侍奉母亲，闭门著述，教授弟子，并重开证人学会，试图以学术挽救人心。

　　清初学者普遍认为明末空虚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要为国家的丧乱负责，由此，整个思想界开始了由虚而实的学风转向。黄宗羲也身处这样一个潮流之中，他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为此，他一方面继承刘宗周的观点，批判注重本体的王艮、王畿等泰州学派和浙中王门，转而高度评价注重工夫、践履的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等江右学者并奉之为王学正统，这一观点也贯穿在其代表作《明儒学案》的编纂之中。黄宗羲在恢复证人书院之后，还到甬上和宁波授徒，举办讲经会，主张“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他反对一味求博，对后学他曾谆谆告诫道：“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

　　另一方面，他转向了史学，试图以史学经世，以实际行动践行“言心性者必究于史”的主张。他还具体指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由此可见，黄宗羲在合理吸纳宋儒读书穷理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形成了呼应的同时，仍然持守阳明学派心学传统，这也是黄宗羲等浙东学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曾就黄宗羲这一微妙心理进行了解读：“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阳明)尊薛(瑄)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于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

　　实际上，黄宗羲自垂髫读书起，就不屑于章句之学。在其父黄尊素在被逮京师之前，曾嘱其宗羲关注史学：“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为此他潜心学问，于经、史、九流百家之学无所不窥，遍读明十三朝《实录》、《二十一史》，足迹踏遍天一阁、丛桂堂、倦圃、传是楼等江浙主要藏书楼。他经常搜罗故书到傍晚，然后将书肩挑回家，晚上挑灯夜读，抄抄写写。

　　由于黄宗羲在史学上的杰出成就，徐元文受命监修《明史》，聘请黄宗羲与修遭拒后，上书朝廷派人去抄写黄宗羲著作中有关史事者，送入京城供众人学习参考。徐元文同时延请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参与撰修《明史》。

　　在明史修撰中，黄宗羲观点举足轻重，史称“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当时学者主张仿照《宋史》成例在《明史》中设立“道学传”，其中隐喻提倡朱子学排挤阳明学之意。黄宗羲对此不满，他写信给汤斌指出：在《宋史》别立《道学传》是元代修书者见识粗陋和门户之见的表现，后来不学不当效仿此例。汤公斌出书以示众，遂去之。“经过黄宗羲辩证之后，朱彝尊等人在《明史》中修”道学传“的计划被取消。

　　此外，黄宗羲还多次撰文回忆、表彰明末殉节义士，“公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彰尤力。”

　　桃李芬芳 启迪后世

　　黄宗羲以其学问和气节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称誉敬仰。清代第一个谥号为文正的大臣汤斌在评价宗羲时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魏象枢说：“吾生平愿见而不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刑部侍郎郑重说：“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术之盛。”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评价黄宗羲学问“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将张载之礼教、邵雍之象数学、吕祖谦之文献、薛季宣、陈傅良之经制、叶适之文章融为一体，“珠联璧合，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黄宗羲经学和史学观点也得到了后学的自觉继承。黄宗羲整理有明一代学术史，其弟子、后学、乡人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均为清代史学大家。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从小就跟诸兄就读于宗羲门下。万斯同学问极为博洽，尤其喜欢明代掌故、文献，自幼年就以著明史为己任，康熙开博学鸿儒科时，有人推荐他，被他拒绝。徐元文总裁明史馆时，请他入局。万斯同因为素有修撰明史之志，且官方搜罗资料较为便利，便入京应聘。但他坚持不要官，不署衔，不受俸，而是以布衣参与史事，今天传世的《明史》就是以万斯同的稿本为基础撰成的。

　　清代学者章学诚积极评价了黄宗羲在浙东学术传承上的地位：“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浙东学术面目虽然不同，如王阳明呈现为事功，刘宗周呈现为节义，黄宗羲为隐逸，万氏兄弟则以经史之学见长，但在不空言德行和学问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黄宗羲思想观点在晚清以来影响尤其深远。他在《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对历史和当世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思考。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高度评价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称其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梁启超后来也承认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影响最早而最深”。周予同也指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和反清民主主义思想也来源于黄宗羲。概而言之，黄宗羲的思想观点启迪了晚清民国一代代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之父”。(朱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