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闻：某广告公司作为当地政府下属国企，在顺利完成上年度业务指标后，为表感谢，宴请上级主管部门相关领导。由于担心踩踏“公款宴请”红线，费用由广告公司经理顾某承担。但由于违规接受下属宴请，违反了廉洁纪律，上述参加宴请的党员领导干部仍要受到党纪处分。

　　“受人恩惠，与人还之”，既是人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礼”中的应有之义；“居官为士，廉而守身”，既是纪律，也是历来束官之法。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礼俗”与“法纪”的关系，最终被党纪问责。那么，如何才能在讲情面的过程中不越线，在遵守法纪的界限内不失礼呢？

　　为官执法，既有温度，不失情面，这是“亲”；又要纲纪在心，矩而致远，这是“清”。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处理不好“礼俗”与“法纪”的关系，关键在于其以为一旦讲情理，容易破坏规矩，而一旦讲规矩，又会得罪人。就为政而言，“礼俗”与“法纪”具有同一性。“礼”本身就包含社会典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两层意思，孔子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便是希望通过礼乐教化达到桑梓保民的目的，法纪此时则作为纠正未“复礼”的补充手段。若不以仁德为先，法纪约束只会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难以达到治本作用。而为官者，其在遵守法纪的同时，又需常修政德，通过“礼法之用”来行利民之事，最终使社会达到“和”的状态。

　　“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由于私欲作祟，纪律、法制又成为必要。日常生活中，以礼为名，满足私欲的情况屡见不鲜。就广告公司而言，其只宴请了有隶属关系的政府个别领导，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得上级领导更多的“关照”。就管理者而言，应当“节用爱民”，对所有百姓一视同仁，而非只是惠及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民众，否则，一旦起了私心，便会“舍常法而从私意”，管理执法的标准也就变成了私人的好恶。因此，提倡“以政养民”的同时又需“肃之以刑”，通过良法引导“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反过来促进官员素质的提升，使“爱民”始终在法律的监督下进行。

　 “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为官执法，需弄清楚规范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为官应当律己廉矩，以其公明，取信于民，始终“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虽说，当下已经从礼俗过渡到了法理社会，应当涤除旧时礼制，工作中不考虑人情关系。但基层工作，诸如在拆迁、扶贫等领域，又是直接与百姓接触，总会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若不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能动性，因规范所累，制度成了推诿的挡箭牌，为官者就真成为了执行法纪的机器。因此，“心诚公明”，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规矩之下寻找为百姓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才是法纪之下的“公礼”，持法纪而“为民”，最终才能实现“家兴”“民安”和“国强”。（张大峰 作者单位：昆山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