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古可以鉴今。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讲，既要心存拒贿的定力，还要懂得却赠的艺术，如此效果一定更好。

曾听到有干部这样抱怨：“现在送礼的人很多，有的实在没法拒绝。”甚至有贪官在法庭受审时，还称自己受贿是“怕得罪人”“不好驳人面子、伤了感情”。类似托词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对于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尺度的送礼行贿，领导干部能否顶得住不收，既考验其政治素质以及抵腐定力，也考验其却赠拒贿的能力。借鉴古代廉吏们的却赠拒贿妙语，就要做到：话要说得诚恳，实心实意，语重心长；理要摆得透彻，入情入理，无可辩驳。

对于上司的馈赠，晏子的婉拒很有艺术。《说苑》载，晏子上朝，乘坐劣马拉的破车。齐景公知道后，多次派人送来好车和骏马，晏子都不接受。景公说：“先生如果不接受，我也不乘车了。”晏子回答说：“您命令我管理文武百官，我节省衣服饮食的俸养，为齐国人民作出表率，即使这样还是担心人们奢侈浪费而不考虑自己的品行。如果我接受了您赠送好车和骏马，您乘坐它，我这个臣子也乘坐它，遇到那些在衣服饮食上奢侈浪费、不顾及自己品行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再加以制止了。”晏子不收景公赠送的好车与骏马，是为了当好表率，管好百官，进而辅助君王治理好国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景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坚持自己的主张了。

如何婉拒同僚之间的馈赠，袁隶修的例子值得借鉴。《北史》记载，袁隶修一生清正廉洁、行为检点，为官期间没有收过别人的贿赂，同朝为官的尚书邢邵称他为“清郎”。袁隶修曾以太常少卿身份巡察各地，考核官员为政情况。经过兖州时，恰好邢邵在当地担任刺史，分别时送给袁隶修一段白绸子，袁隶修没有接受，而是写信给邢邵：“今天从您那里经过，您的行为有些失常。瓜田李下，古人都很慎重，希望我的想法，不要受到您的责怪。”邢邵也幡然醒悟，回信说：“我匆忙间没有想到这些，敬读来信，我很理解。老弟您过去是‘清郎’，现在是‘清卿’了。”一般说来，职级相同、又不在一起共事的人，交往往往不大拘束，互送点礼物倒也正常。而袁隶修在与老友日常小聚时，仍不放松自我要求，却赠话语既有力又得体，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拒绝下属的送礼行贿，理说得透亮，特别是讲清送礼的危害性，可以借鉴廉希宪的故事。据《元史》记载，元初宰相廉希宪以清廉自持，笃好经史，走到哪里都是一张琴和几箱书傍身，人称“廉孟子”。一日，有归顺元朝的宋朝官员带金银去见他，他说：“你们送我的这些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就是贪赃；如果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更要罪加一等了。”“廉孟子”说得好，就在于他逐层分析了送礼者的问题——如果送礼者拿自己的钱财巴结他，收了就是不义；如果送礼者用公款行贿，就如同侵吞盗窃国家资财；如果送礼者用搜刮百姓的钱财来行贿，更是罪加一等。廉希宪条分缕析，说得送礼者是无地自容，只好卷起礼物掩面而逃。

送礼与收礼，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能把“收”的危害讲明白，从而让人收回礼物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例如，三国时期，东吴华歆应诏要到朝廷去，亲朋好友及昔日同僚都赶来相送，并赠送了巨额钱物。华歆看似来者不拒，暗中却在赠金赠物上留下记号。临行之日，华歆把赠金赠物全都摆出来，对送行者说：“我接受的礼物太多了，考虑到我是单独远行，可能会因为携带贵重物品，而招来贼人暗算，希望诸位替我考虑，保全我的性命。”那些送行者只好各自收回赠送的礼物，也因此更加佩服华歆的高尚品德。收了礼恐怕连官都做不成、连命都保不住，这样严重的话都说出来了，别人还怎么能强迫官员收受礼物呢？

知古可以鉴今。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讲，既要心存拒贿的定力，还要懂得却赠的艺术，如此效果一定更好。（左连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