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英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报刊社副社长、研究员

董宜坤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对话人：

本报记者 毛东红 付筱菁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面对曲折与艰辛，面对风险和挑战，我们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反而披荆斩棘，勇毅前行，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任何封锁欺压，都没有让中华民族屈从，都不会改变中国人民追逐梦想的初心。在新长征路上，唯有以非凡的勇气直面艰险，奋勇搏击，才能行稳致远，续写新篇。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记者：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内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对外面临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到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概括而言，新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怎样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鄢一龙：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确实是一段爬坡过坎的历史，我认为碰到过三个大的坎。第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新中国能不能站稳脚跟？第二个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变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挫折，怎么继续走下去？第三个是苏东剧变后，如何守住社会主义的阵地？实践证明，这三个坎都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克服了，正所谓：踏平坎坷成大道。

记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您认为，“爬坡过坎”的过程中，在克服艰难险阻、应对风险挑战方面，我们党积累了哪些成功的经验？

鄢一龙：回顾历史，应对风险和挑战的经验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条：

第一条经验是能够把战略风险转化为战略机遇。只有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才谈得上战略机遇。前面说的这三个坎都是在外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碰到的，要转危为机、赢得主动，需要有高超的智慧。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迈过第一个坎，面对西方的封锁禁运，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挥抗美援朝，一方面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赢得了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第二个坎也是，毛泽东同志纵横捭阖，我们和美国缓和关系，由此促成了冷战开始后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变迁，尼克松称之为二战后最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中美和解，冷战格局松动，中国可以在两个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也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第二条经验是必须保有一种战略定力和战略韧性。苏东剧变后，我们推出一系列重要政策，比如坚持改革开放基本方针不动摇。之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体现了一种战略定力。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战略韧性，就是说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会受到影响，但是能够自我调适、自我治愈，整体的战略保持了一种弹性与韧性。打个比方，故宫的建筑普遍采用榫卯结构，这种结构就非常有韧性，如果遭遇地震，它的框架不会轻易变形，因为它的构造很精巧，对外力有足够的缓冲。它不是一个刚性系统，要是刚性系统的话，可能刚开始能抗压，但是一旦外力持续加大，就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这就是老子说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第三条经验就是要能比较好地处理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开放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自主能力，并不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开放身上，而是要通过开放提高自主能力。同时，怎么样才能真正自主，就是要做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自己的东西能够在全球竞争，在国际上能够被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才是自主性开放。这方面，改革开放后我们是有教训的。有一段时间流行造的不如买的，买的不如租的，但是大飞机、芯片这些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基础的东西都是别人的话，别人就可以对你形成战略遏制。现有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它的天花板，美国把天地都框好了，只允许你发展中国家在二者中间发展。假如完全依靠开放，可能你的空间就这么大了。当然，也可以一直做一些低端的东西，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但是，作为一个举起民族复兴旗帜的大国，在基础方面以及顶天立地方面必须要自主。

第四条经验是需要有斗争精神。毛泽东同志主张抗美援朝，一个基本考虑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果缺乏斗争精神，畏惧风险挑战，反而会越怕事越来事。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战略机遇，实际都是通过伟大斗争赢来的。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斗争精神应该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过程。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斗争精神？

鄢一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有矛盾就有斗争。我经常爱举《西游记》的例子，孙悟空就是斗争精神的表现，他后来被封为了斗战胜佛，取经路上有很多妖魔鬼怪，要是没有一点斗争精神，唐僧师徒早就被妖怪吃掉了。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矛盾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不斗争就没有办法化解矛盾。

治国理政同样需要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你看，反腐败是不是一场斗争？意识形态建设是不是一场斗争？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那么容易的，越往上走越难，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正在从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向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转变。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里，有人认为，原先他们和中国在产业上是互补的，他们做高端的，把低端的给中国，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是现在发现中国也做高端，可能和他们构成竞争关系，就要打压中国，现在是打5G，未来还会打人工智能。还有一点是，他们发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就会觉得对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构成挑战。这种思维是一个霸权的思维，是冷战的思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你不去跟它斗争，它就永远要卡着你的脖子。

另外，我们还要强调团结合作精神，这点唐僧表现的比较明显，他是菩提心的代表，因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合作，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也更加和谐，更加持续。当然这里说的团结合作，不是猫和老鼠、狼和羊的团结合作，而是一种有原则的、平等的团结合作。今天我们同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国际统一战线与国际群众路线。总之，斗争和合作要辩证地看。

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如何理解办好“自己的事情”,“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

杨英杰：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雄关漫道真如铁”。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排在世界七十位左右，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正是在迎接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铸就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发展和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更加新鲜而强劲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记者：如何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杨英杰：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特别指出：“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无论经历多少次狂风骤雨，中国经济的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这儿！

对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此时此刻的我们，重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亦极有必要：“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记者：党员领导干部是经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推动者，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领导干部应该具备哪些本领？

杨英杰：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这就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要着力提高自身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树立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思想作风和担当精神，大胆创新、不惧失败，充分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

二是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越是外部环境氛围复杂多变，我们越是要强化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并且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深化基层依法治理，把法治建设建立在扎实的基础工作之上，让依法办事蔚然成风。

三是要不断提高金融工作能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渗透于市场经济的每个细胞和毛孔，直接关乎经济发展。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记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贸易保护主义针锋相对，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中国古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什么能够赢得广泛的认同？

董宜坤：从21世纪的国际环境看，一方面，共性消减，差异性凸显，格局越来越分散；另一方面，要应对差异化、分散化趋势，在存异中求同，成了普遍性的诉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交织的特点，我认为源自一种常识基础的动摇，在经济全球化大格局下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权力和利益的零和博弈逻辑日盛。

常识，顾名思义，是众人形成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当常识成了非常识，当地区冲突频发，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诸多国际矛盾并行，重建常识变得尤为迫切。

重建常识关键是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差异化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现那些超越国界的信念，践行其价值。作为上升中的大国，迫切需要中国在外交哲学层面上的探讨，而不再仅限于行政视角的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在这个国际现实呼唤中提出的，是常识重建中重要与积极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场合反复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理念维度，即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个思想超越国别文明的角度，致力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去构想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如何在紧密又分散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国与国交往，如何辨明人类社会未来方向等战略性思考。

记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贡献于世界。对此您怎么看？

董宜坤：现行世界体系中，政治层面的差异，问题层面的复杂，政策层面的分歧，层出不穷。中国要在一个权力、利益以及理念差异化扩大的世界体系里进行定位，发出声音，首先就要从政治、问题、政策各个方面对“差异”进行历史与理论的梳理，形成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进而从国内与国际双方面，更好地认识与化解分歧与斗争，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其次，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无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更是我们团结外部世界最多数人的主要阻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提出的中国思路。这个思路只是一个开端。给予思想生命力，需要在应对纷杂的具体国际矛盾中，通过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对话，学习互鉴，建设一套话语体系与丰富的“共有知识”体系。

最后，一言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我们储备了化解矛盾的智慧。我们要有信心，用时间换信任空间、发展空间。着眼当下，面对差异引发的种种国际“硬冲突”，我们应静下心来，化解理论层面、基础教育层面、科技研发层面等的“软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敞开大门，融入世界，给予我们明确的战略定位与政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