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出国发的置装费，他也不要，需要做衣服，也是自己出钱。有的老部长回忆，在北京饭店吃饭，饭后，总理交粮票、交钱。他们口袋里没装粮票，很不好意思，只好让饭店给记上账，下次补交。总理个人用车，比如私人访友、到医院看病，都坚持自费。如司机忘了记帐，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从西花厅乘车，先到北京饭店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缴费。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指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有时在家中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但从不让公家报销。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严格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每月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都要过问。

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访谈成功，当地接待人员和总理随行人员都很辛苦，大家也都很高兴。周恩来是个原则性很强，又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的职业革命家。送走外宾后，16日中午，他请随行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就餐。餐馆职工们非常高兴，除准备了西湖醋鱼等名菜外，还端上周恩来喜欢的绍兴梅干菜、豆牙菜等家常菜。饭后结账，省里同志说由地方报销，周恩来不同意，坚持自己付钱。店里同志知道，如果不收钱，周恩来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周恩来知道后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里又收了5元。不料又被周恩来看到，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5元。周恩来走后一小时，店里接到机场电话，说周恩来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中午饭费。这迫使店里仔细按牌价计算了一下，总共19元多一点。他们把清单附上，给周恩来写了个详细报告，并把多余的钱托人带交到总理办公室，大家都被共和国总理的廉洁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下令不许收，要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

凡是送给周总理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周恩来家乡淮安县人民，为了表达对总理和邓大姐的敬意，由淮安县委托人送来一点儿土特产。第一次是藕粉、莲子、几件小工艺品，因系县委托便捎到北京，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说“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还邮汇了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淮安县委送了点茶馓子，是县委书记开会带去的。周恩来委托办公室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又送给他们一份中共中央有关不许请客送礼的文件。他还亲自用铅笔在上面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周恩来非常理解家乡人民的心情，但不接受任何礼品。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有一次，周恩来到太原出差返回时，上了飞机，见有人搬上一箱太原产的葡萄汁，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当地同志说：“葡萄汁能降血压，让总理尝尝。”因为飞机已发动，不好再往下搬了，他便急忙拿出30元钱，交给当地同志。

给外宾的礼品，凡是以他个人名义送的，他都自己付钱。1964年初秋，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说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总理个人名义签字赠送，这样更亲切和睦。周恩来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但既然以我个人名义送，一切费用由我本人负担。”当秘书把总理唯一的仅有400元钱的存折拿给礼宾司时，大家都深为总理清正廉洁的品质所感动。因远程航运费很昂贵，礼宾司的同志就想办法，把蜜橘托人顺便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品，非常感动。

这些事情都不大，但是，一辈子坚持这样做，就很不容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形象”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地树立起来的，清廉的党风、政风就是这么带起来的。

周恩来不仅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而且，就是国家制度规定范围内他应享受的待遇，他也常常觉得这些待遇“过了”，而居之不安，尽可能降低标准。

1964年，周恩来需要住院动小手术。有一家条件很好的医院为他做好了住院准备工作，但他没有去，改住北京医院，而且坚决不住三楼高干病房，要住在二楼。他说：“二楼条件已经很好了嘛！”

1958年，中央举行成都会议时，各地负责同志看到四川省委在成都郊区金牛坝修了几栋小楼、一栋大楼，为中央在这里开会时使用。于是，大家竞相效尤，争着在建设计划外拨款拨材料，依照四川的办法，在其省城盖起5栋小楼，供5位中央领导人住，一栋大楼供各省同志和秘书、工作人员住。有些地方还盖了大宾馆。周恩来知道后，提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由中央和国务院下令禁止各地盖计划外的楼堂馆所。1962年，他到大连调研时，市委书记安排他住到海滨风景区棒杨岛的宾馆去。周恩来不仅坚决不去那里住，而且当面批评了大连市委未经批准擅自盖宾馆，他却住在了过去日本人修建的旧旅馆内。

在个人待遇上，他总是向下看，而且认为给自己的待遇不仅够了，而且过了。他把特权、特殊化视为低级趣味，视为封建社会的遗毒，而有的党员干部，则把享受奢华看做是一种荣耀，把高人一等、拥有特权，看成是种乐趣。这正是旧社会传统观念影响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员只有实行“两个决裂”，才能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党性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实行“两个决裂”，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它体现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受中国国情的影响，它又突出表现在党员能否过好“社会关”和“亲属关”上。

周恩来率先垂范，过好社会关。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处理与家乡的关系上。周恩来像每个中国公民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自己的家乡迅速发展、兴旺。但他从不利用手中权力给家乡以特殊照顾。1958年7月，淮安县委派一位副县长赴京，想通过乡亲关系请求周恩来帮助解决点钢材。周恩来对这位副县长讲，“办厂要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周恩来当国家总理几十年，谁也没有通过他而额外捞到半根钢材以及其他任何一点物资。他常说：“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我是人民的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从不居功自傲。旧社会，帝王将相用各种手段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显功德，不可一世。这些旧观念在我们某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有时也会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用各种方式为自己树碑立传者不乏其人。周恩来功盖天下，但他终生保持着谦虚温情、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从不宣传自己。有人曾经提出要对周恩来的旧居进行修理，搞成故居展室。周恩来知道后，多次对淮安县委讲，“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以后，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让人参说；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公家花钱维修。淮安县委只好照周恩来的要求办。

周恩来自12岁离开淮安后，始终没有回去过，固然因为工作忙，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自觉排除封建官僚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开创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而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下乡调研，省里把车开到省界去接。县里到县界去接。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兴师动众。周恩来外出，最反对前呼后拥，层层陪同。他经常批评说：“我们的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就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他提出改进保卫制度，不要把领导人与群众隔离开来，使领导人孤立起来。

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他认为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1953 年春天，周恩来就向淮安县委提出平掉周家祖坟的问题，以后他又多次向淮安县委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65年春节前县委才不得不遵从他的指示，协助其亲属，把其祖父母、生母、过继父母等13人的祖坟深葬。其间，周恩来还于1958年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葬在那里的他的生父及邓颖超母亲的坟平掉，种上庄稼。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祖宗和亲友随意建墓树碑。可见消除封建影响，过好社会关，实行“两个决裂”，并不那么容易。

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是带头响应者之一。他认为，人死后不仅应该火化，而且也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尤其反对人在生前分等排位，死后骨灰也要分级放置。他认为从土葬到尸体火化是一场观念上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观念革命。为了带头破除旧观念，他生前早就与邓颖超商定，死后把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要跳出历代统治者掌权后因为居功自傲、腐化堕落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总理还强调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亲属关。他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对他们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在处理与亲属的关系，过好亲属关方面，他也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亲属有困难，周恩来总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或者给以经济上帮助，或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但是严格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假公济私。周恩来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后，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他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于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他孩子多，生活上比较困难，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以补贴。

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但他对亲属的关心、帮助，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倾其所能，绝不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亲友谋利。周恩来有一个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我党建立过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1953年因历史问题及经济问题判刑劳改。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未能转正。1958年，这个孩子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助他正确地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并说：“不能因为你是总理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多年以后，这个堂兄的孩子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妻子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邓颖超转告侄媳：你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他的亲属也毫不例外，不能特殊，并劝侄媳回淮安。后来，侄媳回了淮安，侄子也带头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调回淮安。临行前，周恩来嘱咐侄子：回去后，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后来周尔辉在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员。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表侄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已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侄女现在有临时工作，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他的表侄女深为他这种克己奉公，不利用职权为晚辈搞特殊化的高尚行为所感动，为自己要父亲写那封信的举动感到内疚。

周恩来对自己的侄子侄女等晚辈一再嘱咐：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许透露与他的关系。他曾对还在北京上中学的侄子周尔辉说：“你要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周尔辉牢记伯父的教导，刻苦攻读，自强不息，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留校工作，谁也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亲戚。直到发展他入党，到家乡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时，才知他是总理的侄儿。周恩来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关系的记载，这也是周恩来的家风。

周恩来反对封建特权，教育晚辈自觉肃清几千年来的封建世袭制度、门阀制度的影响，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告诉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儿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周荣庆当了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

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到边疆去，说：“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希望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和内蒙古人民一起建设边疆。”在为周秉建举行的家庭送行会上，邓颖超说：“你伯伯要用苦瓜菜为你送行，这就是告诉你要准备吃苦。”后来，周恩来还让邓颖超把《人民日报》介绍支边女知青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青春献人民》寄给侄女，以提高她的思想境界。1970年12月，周秉建插队两年后，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说：“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后来自治区党委通过一项任命，要提拔周秉建当团省委宣传部长。总理知道后说：“我不反对知识青年为人民多做工作，但做工作，也只能从最基层做起。”自治区党委撒销了这一任命，周秉建还在村里劳动，担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这些都在人民中传为美谈。因她在农村表现很好，当地农牧民推荐她上了大学。周秉建打电话给总理，问能不能去上大学？周恩来这时已经重病住在医院里，总理告诉她：“我不反对你上大学，但是，上大学不是为了跳出大草原，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牧民服务。”“你上大学，要学好蒙语，更好地向农牧民学习。要长期在那里扎根。”周秉建听总理的话，就学习了蒙语。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恩来吃饭时慈祥和蔼地对她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王昭君就是匈奴的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人的媳妇。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后来，周秉建与一蒙族青年结了婚，真的成为了蒙族人民的媳妇。

“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止招生，大量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大家都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想让子女参军，以便离开农村。走后门参军的情况比较多。当时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了部队当了兵。总理知道后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一位跟随总理多年的保健医生，迟迟没有把孩子从部队退回，总理让他写了检讨，并进行了严厉批评。正因为总理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反对特权、腐败，反对走后门方面，他才能够对国务院各部部长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总理生前对亲属要求很严，制定了十条家规：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人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去世后，晚辈们在人民大会堂听邓颖超传达周恩来的遗嘱：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的悼念。如果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不能有丝毫特殊，千万记住。

周恩来生前为了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当他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耗尽了全部心血、精力，在生命即将终结时，仍然想的是：如何使自己的死，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如何在丧葬问题上不搞任何特殊，如何在“死有所归”的问题上移风易俗。

我们从他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群众和对待亲属、晚辈的言行中，能真正领悟到“共产党人”的崇高含义，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什么才算廉洁奉公。周恩来生前心中从来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但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品质，必将永远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甄小英 作者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