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叫周恩溥，我的父亲周同宇（周恩寿）是老三。1908年，我祖母去世，那时大伯周恩来9岁，二伯8岁，父亲才3岁。祖父因为常年在外地谋生，收入微薄，也不能照顾到家中的3个孩子，于是大伯周恩来便开始掌家。我父亲生前曾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同志回忆说：“周恩来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老话说“长兄如父”，对父亲来说，大伯就是他的家长。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后，大伯把我们一家人从天津接到北平。我家兄弟姐妹一共有4个人，父母工作忙，家中住房又小。伯父伯母为了帮我父母减轻负担，便把我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会儿，姐姐秉德上中学，哥哥秉钧上小学，我上幼儿园。我们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

1954年秋，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住了几年。但假期和周末的时候，我也会常去西花厅玩。1961年我又回到中南海，住干部家属宿舍楼。1964年回到西花厅居住。直至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受造反派攻击而被拘捕，我回到自己家中照顾母亲。

我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二十年，受到伯父伯母的严格管教。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亲属侄子侄女的教育，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纪律。而具体执行这一系列纪律，便是我的伯母邓颖超。如今回忆起来，伯父伯母的教育，大致有以下这么几点。

一、严格遵守西花厅的纪律

西花厅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它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西花厅前院的大厅是周总理接见宾客的地方。后院有周总理和他的十几个秘书的办公室。这些秘书分别负责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文教等各项事务。他们协助周总理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另外，由于伯父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左右休息，10点半左右起床，起床后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见外宾，就是进办公室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左右。

所以，对我们几个居住在西花厅的侄子侄女，伯母有三点纪律要求：第一，不许随便大声说笑，要始终保持安静；第二，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第三，严格遵守“三不”的保密纪律，即不该问不问、不该看不看、不该说不说。伯父伯母自己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关他们的工作，我们一个字也听不到。伯母还对我说：“你伯父是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

二、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吃饭去大食堂，不能吃小灶。伯母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大食堂。”我和哥哥在八一小学上学，周末接送的时候，不能动用伯父伯母的小汽车，会有卫士叔叔骑车到学校后，雇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已出钱。伯母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父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家属子女也可以同去北戴河度假。但是伯母不允许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她对我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但是伯父会安排烈士子弟去北戴河度假。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举办焰火晚会。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一起欢庆节日。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上天安门。但伯父从不带我们侄子侄女上天安门城楼。晚上，伯母会带着我们全家一同散步到中南海的湖边，和国务院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起观看焰火。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

中央办公厅为照顾中央首长的休息，经常在周末举办一场电影晚会，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尚未公映。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会一起来看电影。但是伯母不允许我去看。她对我说：“咱们国务院大食堂周末也会放电影，5分钱一张票，你想去看，我给你买票。”去国务院大食堂放映的都是街上普遍公映的电影，是国务院机关考虑到干部们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上街买票，而为大家放的一场电影。

伯父反对我们总和高干子女在一起玩。他说：“你们应该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交朋友，劳动人民的子女热爱劳动，生活节俭，能吃苦，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本来伯母希望我们在西花厅多住几年，让伯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抽空和孩子们说几句话，还能体会一些家庭的亲情。但伯父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们总住在深宅大院中，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我们的成长十分不利。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把我和哥哥送回父母家。我家就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不是独门独院一个，而是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家中除了我父母，还有四弟、五弟、六妹，以及两个老大娘。我在西花厅自己一个人住一张木板床住惯了，不习惯和别人挤一个床。但在家里，我得跟五弟以及照看五弟的老大娘同住一张大床，旁边的小床上睡着六妹。六妹爱哭，经常吵得我睡不好。周末我去西花厅时，就对伯母发牢骚，说我和大娘、五弟住一个大床不习惯。伯母立刻拉下脸来批评我：“人家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为什么就不行？”

伯父还告诫我们：“出去不许说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我们是很远的亲戚。”五弟和六妹一直到上中学后去农村插队，都没人知道他们和总理的关系。我也是一直到退休，从没对人提及过西花厅的任何事。

三、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

周总理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举几个小例子。比如，他坐小汽车去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消耗的油费，他要自已出，决不找公家报销。他请民主人士吃饭，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他请文艺界的同志吃饭，鼓励他们多创作可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反映新社会新气象的好作品。虽然他请人吃饭，谈的都是工作，但他从来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要公家报销。他也从不收礼。一个老部下从福建给他寄来一箱桔子，他立刻寄回了两箱橘子的钱，制止了老部下送礼的行为。有一次他的淮安老家来人送他馓子，他不但付了钱，同时还写信给淮安地方领导，要求他们坚决制止请客送礼。

我读书的八一小学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小学。建国初，政府和军队都实行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免费。1954年，国家机关实行工薪制，伯父也开始领工资了。于是他认为自已既然领了工资，就不能再享受供给制待遇，就应该给孩子们交伙食费了。我小学三年级开学，西花厅的卫士叔叔送我和哥哥去学校时，就去学校的财务窗口帮我和我哥哥交了伙食费，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在交伙食费。但没过一两周，学校里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也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也领了工资，他们很快跟上来，给自己的孩子交了伙食费。

当时我父母工资少，孩子多。二伯母家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但二伯母自己并没有工作。伯父伯母就商量如何帮助两个弟弟家。伯父工资高一些，他负责帮助我们家，伯母负责帮助二伯母的生活。她告诉二伯的儿子周荣庆说：“这钱是给你母亲的，你们两口子不许动她的钱。”伯母对我说：“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家不要再向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是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

当时，八一小学的学生家长大部分是军队干部。周末，北京军区机关会派大面包车来接孩子们回家。也有一些首长的小汽车，来学校接孩子。而我和哥哥秉钧、四弟秉华，则开始了每周自已乘公交车回家的经历。伯母嘱咐父亲，每周除了我们回家的往返车费以外，多一分钱也不能再给我们了，就是要培养我们节俭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我们想在回家的路上买一毛钱的糖果，或者去胡同口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就只能自已想办法了。比如从海淀的学校走到动物园，省下一毛钱，再从动物园乘车进城回家。

四、树立新社会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人与人是讲等级而不讲平等的。在清朝，周恩来的祖父是一个县官。当时，家中有很多的仆人伺候，女佣、厨师、车夫、随从，一样不少。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主义，解放劳苦大众，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父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去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服务。因为我们不是相府的少爷小姐，叔叔阿姨们也不是家中仆人，他们都是帮助周总理工作的革命干部。

五十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一对枕巾或一对钢笔或一副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所以，凡在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而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却只是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几件伯母穿旧了的棉毛衫裤。伯母说：“棉毛衫裤是纯棉的，可以拆开了给孩子做尿布。”还有一块老两口用了好几年的塑料花桌布。伯母说：“可以用来垫在小床上，防止孩子尿湿了被褥。”

五、伯父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记得大约在195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伯母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我当时年纪还小，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十年后，我去采访我的本家叔叔周毓沧，才知道了，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好几天之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一位他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但解放后他自己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件事情阐释了伯父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原则和宗旨，就是彻底铲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旧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而我自己也有一段切身的体会。由于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己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多年以来，我也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去找家长。1962年，我上高中时，扁桃腺发炎了，我没有告诉伯母，而是自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建议我动手术割去扁桃腺。我听从大夫的建议，回家找父亲要了钱，就去住院做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都没有告诉过伯母这件事情。后来我母亲对伯母提起了，伯母才知道，而那时我已经出院了。伯母在母亲面前表扬了我，伯父知道了也很高兴。虽然他们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伯父为了表示他的鼓励，还是给我买了一张戏票，请我去看戏。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值班室看报的时候，值班室的卫士叔叔对我说：“今天你伯伯买了一张戏票，让你去看戏。”我说：“好。”我虽然感到奇怪，伯父为什么突然请我看戏，但他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自己出门乘无轨电车去了首都剧场，我坐在剧场倒数第二排。坐了一会儿后，前面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感到好奇，也站起来看。原来是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右前方的贵宾室出来了。大家很礼貌地站起来，在给总理和贵宾鼓掌。那天看的是话剧，忘了是《文成公主》还是老舍先生的《女店员》。演出结束后，我又自己坐公交车回到了西花厅。第二天是周一，我去学校上学。一个同学看见了我，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看见总理了。”我说：“你怎么看见总理了？”他说：“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昨天也去首都剧场看戏了。”他说：“那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没和我伯伯一起去（他以为我会跟着我伯父一起在贵宾室），看完戏我又自己乘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这位同学就说了一句话：“嗯！这还差不多。”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伯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在家，他是伯父；在外面、在公共场合，他就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而已，其他的你什么也不是。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1914年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过的一篇文章《射阳忆旧》里一句话，他说：“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就是说，我愿做四万万国人的公仆，只要你们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这一年，周恩来16岁，他用他的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周秉宜 作者为周恩来侄女，曾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