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家风严谨，家规严格，这点我深有体会。

周家的众多家规中，恩来伯伯特别强调的一条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影响。我们周家过去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下一代，要自觉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学八旗子弟。”

1992年，邓颖超伯母逝世时，党中央发表了她老人家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从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

七伯和七妈终其一生，始终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我们下一代做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做最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许炫耀与国家总理的关系。因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十年“文革”中，当兵是人们热衷与向往的职业），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回原籍，等等。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有点“无情”，其实，在这中间正贯注着他们对晚辈深深的爱。他们的良苦用心，是希望所有的革命后代能自强自立，切忌像清朝后期那些游手好闲、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那样，既断送了自己前程，又严重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说到八旗子弟，我从一些好友、老同志和烈士的子女那里听说，总理也曾多次引用这个历史上的沉痛教训，谆谆告诉过他们。

伯伯为什么这样重视，并多次引用这个历史典故呢？当然，伯伯亲身经历了晚清末年那段沉重的历史，自会有切肤之感。另外，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线索。她说：在中南海紫光阁一旁的院子里，至今保存有一块乾隆皇帝特地为昭示八旗子弟树立的“御碑”。她判断，总理在开会休息时，一定会在院子里散步，一定会在碑前沉思。海文的提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时，我特地到现场把这座乾隆御碑摄入了镜头。果然，“御碑”上刻有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的“上谕”。在这个“上谕”中，首先引述了清朝开国皇帝的遗训：“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国语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要求后代不要忘本，不要贪图享乐。接着是乾隆皇帝特意为此下达的指令：在京城紫禁宫和八旗教场刻石立碑，“昭示后代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冀亿万世共享无疆之庥（庥：庇护、神佑）焉”。

清朝的开国皇帝用心良苦，但他们的后代却没有遵从祖宗的“圣训”。后来的八旗子弟凭借权势，为非作歹，提笼架鸟，花天酒地，终于葬送了祖宗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大清江山。乾隆皇帝一心盼着亿万世子孙享受“无疆之庥”， 万岁万万岁！可是，清朝从立国至灭亡，一共276年。史书上有个词叫“乾隆盛世”，我们从这个“盛世”的立碑之日算起，只不过用了115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伯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因此，他以八旗子弟的命运警醒后代，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在遵守七伯、七妈教诲的问题上，我们上一代长辈做得也很好，他们从不标榜自己与总理的亲属关系。尔均的父亲周恩霔是总理的弟弟，他是我的公公，他是个文化型的革命者，抗战期间，曾在恩来伯伯身边工作过，兄弟俩情谊很深。建国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热爱京剧，和戏剧大师梅兰芳私交甚笃。梅兰芳去世，公公为《文汇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了上海沦陷期间，他遵周恩来所嘱，想方设法请梅兰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的往事。这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发表时，为了隐蔽身份，用了自己的别号“翕园”署名。七妈看到文章后很高兴，特地告诉我和尔均：“你们爸爸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他这篇文章的署名用的是别号，没有用恩霔，这样做很对。”

应该说，这条家规，我和尔均都遵守得很自觉。“文革”中，总理有时会问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邓在军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有一回，军宣队的头头问我：“邓导，总理特别关心你呀，问你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你怎么认识总理的？”我就装糊涂，说我原来在文工团跳舞时认识的。

以后搞电视转播，我被台里列入人民大会堂“常备名单”，进出方便，经常在这种场合见到总理。可是，见面我从不打招呼，谁也不知道我是总理亲属。一次在民族文化宫转播，里面有个过道，临时作为安放摄像机的位置，过道正好通首长休息室。巧了，那回总理和一群领导过来，和我碰了个面对面。我愣了，不知该咋办？那会儿，我就像一个经验不足的地下党员，接上头了，又怕被识破，脸上没表情了，也没有一句问候，最后竟然生硬地转身就走。当时，我的确是个没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心里就想着那条家规：公开场合不能给他打招呼，不能让人知道我是他的亲属。回来想想，又觉得这样处理有些不对头，好像挺别扭的，担心伯伯会生气。后来和伯伯见面了，我说起这次遭遇，问伯伯是不是生我气了？伯伯笑了，说：“你做的对”。

在所有亲属的工作安排方面，总理都极为严格，一律要求下基层，唯有一个例外，尔均被留在总部机关工作并提为副师职干部时，总理没干预。那是60年代后期，总理一次去总后谈工作，顺便了解尔均的情况。当时尔均被任命为总后杂志社副社长。伯伯听总后领导介绍了有关情况后说：“我知道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你们对他工作的安排我没有意见，但有机会还是让他多下基层锻炼。今天我说的你们不必告诉他。”过后很久，尔均才从当时在场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副部长张会彬那里得知这件事。伯伯去世后，卫士长张树迎也对尔均和我说：“总理知道尔均提职的事，也向总后领导说过他的情况，那天我在。你伯伯没有干预，因为他对你们夫妻俩很放心。”为此七妈邓颖超也表扬过我们。我入党时七妈曾给予亲切的鼓励：“在军是一个自强的人。”80年代后期，我和尔均去西花厅看她，七妈特地把我们送出门，临别时尔均向她敬礼，七妈笑着说：“我不能给你还军礼了。”她问尔均：“军队的编制我不太熟悉，你现在相当什么职？”尔均回答：“是正军职。”七妈笑着说：“哦，也算是高级干部了。你要注意保护身体，毕竟年过半百了嘛！”她又对我说：“你们俩不错，从来都靠自己努力，没有打着我们名义干什么事情。”

周家的家风也有很和谐宽松的一面。60年代每过春节，在京的亲属到西花厅团聚，伯伯都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一起吃饭，聊聊天。有一次，他说起前一天宴请末代皇帝溥仪一家的情形。溥仪告诉伯伯：在京郊农场劳动时，一群清朝遗老在公共汽车站同他告别，互相打躬作揖，口中念念有词，待他们起身时，公共汽车早开得没影了。溥仪劳动得了一笔奖金，他想买些糖送给一起劳动的同伴，又怕被人说是“收买人心”，问总理怎么办好。伯伯告诉他：“这是好事，当然可以嘛！”说起这两件事，伯伯开怀大笑，对我们说：“当皇帝可不是件好事，连起码的生活知识都不具备。”当然，在这些小事中也充分体现了溥仪对总理的敬重，向他敞开了心扉。

对亲属晚辈，伯伯不但关心我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同样关心我们业务上的提高与知识面的增长。他同我、维世姐姐有时还有金山交谈时，常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谈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创作社会主义现实题材与保存传统剧目的关系，向国外学习与发扬传统的关系，等等。伯伯很欣赏当时新创作的《龙须沟》《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等一批文艺作品，他打着拍子，同我们一起哼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对优秀的传统剧目同样给予充分肯定，比如他称赞昆曲十五贯，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他和我们在交谈中，总是采取平等的态度，说得对，他就赞成、鼓励；说得不对，他会一面指出、纠正，一面征求我们的意见。可我当时没有记事的习惯，艺术修养也很不够，不能更多地记述伯伯的教诲。尤其让人伤心的是，维世大姐和金山都因遭受迫害早早离开了我们，否则，以他俩在戏剧艺术上的精深造诣，一定能就伯伯当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见解，写出更加生动精彩的回忆。

总理亲切随和，在他面前，我们都变得无拘无束了。我俩不时陪同他和七妈在西花厅和中南海湖边散步，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散步时伯伯有时还不让卫士跟随，同我们一起从西花厅的后门走到北海桥边的人群中去。我能体会到，伯伯这样做，对他自己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放松。

在伯伯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和尔均还同他打过几回乒乓球。当时，我不知道他胳膊受过重伤，上了球桌，就有一分好胜心理，为了赢球，我又抽又吊，希望伯伯夸奖我的球技。伯伯打得也很高兴。可是秘书出来干预了，提醒我：“总理胳膊不好，你别那么吊球！”伯伯正打得兴起，连说：“没问题。”我这才知道自己有点冒失。诸如此类，西花厅里充满了融融亲情。

伯伯时常还会自己到剧场看戏。同样，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又能置身群众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而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就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但也有一次例外。那天，我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伯伯到场了，谁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观众，瞬间发现和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场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胸间。人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我真正的冒失，是自作主张，给伯伯转过一封陈沂同志的信，陈沂叔叔是位很有才华的老革命，50年代曾任总政文化部长，后来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我去贵州采访，他和夫人马兰阿姨正好回家探亲，碰见我，就对我说了他的事情。他写了封信，希望我帮他转给总理。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不知深浅，居然满口答应，回来后真的把信递给了伯伯。总理对陈沂的情况很了解，他亲自过问了。陈沂叔叔被平反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事后伯伯对我讲：“以后，不要再给我递信了。你给递信来，又没有有关批件，这算公事还是私事？今后不准这样做了。”我这才醒悟，政治的事情太复杂，远不像同伯伯打乒乓球那么简单。

这种规矩，也延续到我们对下一代的思想品德的教育。

尔均对孩子一向温和亲切，可是，也轻轻地打过孩子一次。那时女儿萌萌在上小学，一次放学回来，萌萌问：“爸爸，听老师说，我爷爷是周恩来总理。对吗？”尔均很吃惊，不由自主就给了萌萌一下，而且口气严厉：“谁告诉你的？”孩子哭了，非常委屈：“不是谁告诉我，是老师问我的。”后来才了解清楚，是七妈总来看我们，有人见到，就传了出去。此后我们一再告诫孩子：不准出去乱说，不准吹嘘和周总理的关系。

可以说，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环境，使孩子从小就有强烈的自强自立意识，树立了奋斗精神，也锻炼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当有人说我们家是“鲜花盛开的村庄”时，我很庆幸和自豪，这些“鲜花”，都是经得起风霜雨雪的花朵。

（邓在军 作者为周恩来侄媳，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国家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