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7年，我母亲去陈堡帮助大姐照应孩子，帮做家务。大姐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常托人买些芦苇回来，打成网箔，然后，大姐夫通过关系（大姐夫在供销社工作）卖给生产队晒棉花，盖房子。

母亲把这个手艺学会了，就跑到兴化去找在水产养殖场做支书的大哥，到当时的李健公社草王村买了一些芦苇。回来后，每天和父亲一起搓绳、打网箔，我从学校回来也帮助做。当时，我读初二，学校停课了。

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代，农村不许有资本主义的现象，有了要随时随地铲除，不能让资本主义泛滥成灾！

当时，我家的网箔已打了几十块，一块都还没有卖掉，全堆在家里。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母亲流着眼泪对我说：家里的网箔都被大队干部拖走了。那时我父亲患癌症，沉疴在身，也在一旁默默流泪。

母亲告诉我，支书和大队长是上午来的，带着六个生产队长。

我说，你为什么不问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他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我是不想让他们拉走的，但我这么大岁数了，能拦得住吗？你父亲又不能动。

看着流泪的父母，我愣在门口。然后，我安慰父母说，你们放心，我明天早上去大队部，保证把网箔要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直奔大队部，支书不在，大队长和大队会计在。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拉我家的网箔？拉到哪里去了？

大队长说，这是公社的布置，我们也不愿意啊！说是里面有资本主义产生。你家把网箔卖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我说，大队长哎，你咋知道我家网箔要卖的？在哪看到我家卖的啊？

是没有看到，也没见卖过。那你家打这么多网箔干什么？大队长说。

大队长哎，我家秋后房屋要重盖，你说要不要网箔？

要的。

那好，今天请你把网箔还给我！

大队长挠挠头：哎！还给你不好，这个面子丟不起，算卖给我们大队好了，多少钱一块？

我说：你要买的啊！我没说要卖啊！

大队长说：我说要买的，不关你的事。你写个条子给大队会计，让他给你钱。

于是，我拿笔就写：网箔28块，每块1.5元，合计人民币42元。

大队长看看条子，签了字，会计把钱给了我。大队长看了我几分钟，又把条子看了看，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啊！你读初几了？

我说，初二。学校准备复课了，准备读高中。

如果叫你代课，你愿意吗？我们马沟缺少一个老师。

我真是喜出望外，说，我愿意啊！

我拿着钱回家，把钱给了母亲，母亲高兴地流着泪说，你书没白读！

我说，还有个好消息呢，从明天开始，我不去学校了，准备做代课老师了！有钱养活你们了！

要网箔，要到了一个饭碗！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个“金饭碗”！

后来，大队长成了我的忘年交。

有一次，我俩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让我做代课教师？他说，我感觉你能说，会说，而且说得在理，又看到你字写得好。当时我三个孩子都在马沟读书，就是没有一个好老师！

我到泰州工作后，每年回家，我都去看望一下大队长。（刘耀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