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明晰了人类社会各要素间的交互关系，充分论证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总体性范畴。

　　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不仅关注经济领域中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注意把握经济领域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只将目光停留在经济领域中的某个范围。在研究工人与资本家“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时，马克思并未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系统考量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工厂立法的演变。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程度在不断加深，工人经济境遇的改善离不开其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都看作动态开放的系统，认为任何现象和问题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恩格斯认为，如果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恩格斯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彻底批判。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系统观念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红军绝不是一个单纯地为了打仗的武装集团，而是除了打仗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几项重大的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一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的必要性，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指引了方向。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运用系统观念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六个坚持”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可以说，坚持系统观念，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

　　必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统筹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

　　加强前瞻性思考。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要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加强全局性谋划。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要善于从大局看问题，把具体工作放到大局中进行思考和定位，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加强整体性推进。既抓好全面，又协调好发展的速度、力度和进度。注重各种要素、各项工作的关联性、互促性，在统筹兼顾中实现协同发展，在扬长避短中提升整体效能，防止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协调推进工作。（李仲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