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坚强党性和过硬作风。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绝对的社会主义”时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工人阶级政党因其独特的先进品质而更容易受到诱惑。恩格斯在给他的朋友施土姆普弗的信中提到：“由于我们的党事实上是唯一真正先进的党，而且是唯一可以取得某些成就的强大的党，因此容易受诱惑。”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对盟员提出严格要求。章程第2条“盟员的条件”规定，同盟成员必须符合七条关于“党性”的原则性要求，尤其是盟员“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上述目标”。章程第37条指出，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必须退出”，并“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每一支部应对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1871年，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中重申，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明确了党员应具备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首先在于具有最巩固的阶级基础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只有达到内在自觉性与外在规范性有机统一，树立起先锋队性质的崇高威信，才能获得工人阶级“普遍的信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多次批评某些社会主义者身上存在的“阿谀奉承”的作风和“华而不实”的作风，1879年8月，他们再次指出，一个政党不能让“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在讨论保持党的思想纯洁和意志统一的问题时，他们批判了各类错误思想流派，与工人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冒牌分子”开展斗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党性”立场。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由于拉萨尔“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工人群众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党内不能任由“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充斥泛滥”。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坚强党性、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成为我们党百余年历经磨难仍不断开创历史伟业的政治密码和宝贵经验。我们党历来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再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我们党以强党性转作风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立下了规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革命精神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上紧了发条，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的一次再加压。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振奋精神、激发斗志，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广大党员干部要将强党性严党纪“修于内”，以内在的政治定力、道德修为和外在的纪法要求、作风纪律，抵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打开密切党群关系“大天地”，激发干事创业新作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汪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