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沛县志》记载，云茂琦，字以卓，广东文昌人。被后人誉为“云青天”和“海瑞第二”，是清道光年间难得的清官。道光七年，以进士知沛县。品行端正，操守廉介，在官二年，多善政。
　　云茂琦生活的时代，沛县四境萧条，清苦有名，当时的许多官员，一听说派往沛县为官，不是找关系送礼要求派往别处，就是称病不去上任。清道光七年(1827)六月，云茂琦到沛县任县令的消息传出后，亲戚朋友纷纷来到云茂琦的府上，劝他另谋他处为官，他却说“吾志不在此”，毅然前往。他认为这是一种历练，是“练历我智识，磨砻我筋骨”的机会。莅任二年，勤勉办公，毫无懊悔之意。常语诸弟曰，不怕官负我，只怕我负官。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云茂琦来到了万里之遥的沛县。一到沛县，即公告：“书差勿远迎，陋规概裁撤。”“署中应用家伙器具，俱宜朴质无华，稍可过得即罢，亦不可多办。”也就是说，新官上任有旧例，有人劝云茂琦依旧例办理，但他却反驳“陋规取于书役，即出于百姓”，为了减少百姓负担，遂不按旧例办理。他对书役的看法如此：“书役人等，每乘新官生疏，捏造文簿，称历任官某项如此支发。一经轻信滥给，后则成例，不可不审慎。即数人同声，亦不妨默记而别询他人。”他经常告诫自己“勿计一己之温饱，而以万姓身家为图”。为察民情，解民忧，他下乡巡视，经常一去就是数月。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同中，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
　　为了用心民事，为官时他将其诗文字画的爱好，暂时收起。避免被有求之人所利用。用他的话说，居官不可有所好，一有所偏好，虽属文雅，如唱和诗章，字画法帖，花鱼禽兽等类，即有人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借以为媒。出人衙署既惯，即代人说合。或闻地方有某案，即探本官主意，播扬于外，借以射利，本官反被污蔑。不如早谢遣之，勿使轻谒。
　　在沛二年，他让沛人“夜睡不怕窃，夜行不怕劫，官司不费钱”，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也得到了上峰的注意。也许是对他勤勉敬业、廉洁从政的回报吧，上峰准备调他去大上海，上海是何等的锦绣繁华，闻者皆为之喜，而云茂琦却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备感惭愧。而后被安排去六合，他反而心满意足，人们都揣想，一则他怕上海的繁华有可能乱了他的心性，二则油水太大的地方，迎来送往的事多，他烦。而六合“邑处偏僻”，他却释然：“人生终日宴安无事，最可危可惧;终日刻苦自持，最真快真乐。”
　　沛县因处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一贯盗匪很多，社会治安混乱。而沛县经济条件差，缺乏治安经费，于是云茂琦捐出自己的薪俸权作治安经费;捐资助学，修建歌风书院，有空时常往书院亲自教习讲授，对诸生员传授王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强调读书人品行道德为先;沛县县城南关有一石桥，年久失修，云茂琦联合部分乡绅捐资兴建，解决百姓的出行困难，石桥落成之日，百姓感其恩德，把石桥成为“云公桥”。就是在这里，道光九年(1829)云茂琦离沛赴六合上任之时，沛县百姓聚众洒泪相送，他们用这种形式送别他们心中的好人好官。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云茂琦的许多事迹至今还在沛县百姓中传送。
　　清初的吏治尚属清明，至晚清则极为混乱。云茂琦在晚清的乱世之中，能以“德性、名节”为念，而有“循吏”之名，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道德约束的最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