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册，贪官古而有之，有的仅仅多占了三顷地就被送上断头台，有的贪成了“大老虎”甚至是历经几个朝代才被惩处，但无论是“蚁贪”还是“虎贪”，虽然贪占的手段各不同，贪占的财物大小有别，但这些贪官最后的结局总也逃脱不了“惨淡”二字!
　　汉代李蔡只贪三顷地。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因贪腐被查处的丞相，是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任用的第二个丞相李蔡。当时皇帝赐给他墓地20亩，可他多占了三顷，卖了40余万钱，被揭发后畏罪自杀。李蔡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堂兄弟，战功显赫，政绩斐然，口碑不错，仅因一时贪念坏了一世名声，最后落得个可悲下场。
　　东汉董卓修筑“万岁坞”。董卓是东汉末年军阀和权臣，他不只贪财心大，野心亦大，妄图夺下刘姓江山，为此在长安城东扎寨居住，修筑城堡。里面所储存的粮够堡内人30年食用，时人称之为“万岁坞”。董卓被铲除后，从“万岁坞”内抄出宝物无数，《后汉书》上称，“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董卓本人则被朝内大臣联合其部下设计诛杀，其种种的暴行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总体评价极其负面的人物之一，可谓是遗臭万年。
　　宋代蔡京直取“国库”。蔡京是北宋时的政治家及书法家，先后四次任宰相，掌权共达十七年之久。蔡京是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僚，而且权力欲强的人物，所以被历史认为是“贪渎最严重的权相”。他的贪污手段是直接把国库当成自家的小金库，随意取用公款。据《宋史·食货志下一》记载，查没蔡家后，发现被其侵吞的公款“以千万计”。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惜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可谓贪婪无耻之极。靖康之变后，他被继位的钦宗下令流放，死于海南。

　　明代严嵩大肆卖官。严嵩是明代臭名昭著的奸臣，也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他控制官员的升迁贬职，不论官员的贤愚廉贪能力大小，皆以贿赂的多少为标准，以致向他行贿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车载斗量。严嵩父子大肆纳贿搜括，家财可于皇室比富，在京城大建府第，用民工开凿数十亩地的人工湖，家中的金银珠宝难以计数。严嵩事发后，在他家中抄出黄金3万多两，白银200多万两，珠宝古玩价值数百万两，全部归公，明世宗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将严嵩父子斩首于西市，可叹只因贪欲起，父子双双付黄泉。
　　清朝和珅家比国富。近代人都知道他是清代最大的贪官，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和珅执掌朝政20多年，通过贪、占、抢、索、骗等各种非法手段，贪得的家财总数超过白银8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朝全国10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故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嘉靖即位后，不久群臣告发，和珅入狱，遭酷刑，财产被抄没入国库。
　　《阿房宫赋》中有段话说的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看了这几位贪官的可悲下场，无一不让人既恨且悲，希望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能认真吸取这些贪官的惨痛教训，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痛定思痛，革除顽疾。
　　牢记公权属性。宪法告诉我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姓公不姓私。公权私用、职权滥用，必然会导致腐败。权力能否谨慎使用，关键在于能否充分认识权力属于谁。在执政中自觉做到为人民服务要“真”，行使权力要“正”，为民行事要“诚”，绝不能与民争利，危害一方。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民心如海，滴水汇聚成汪洋;民利如山，寸山累积成巍峨。坚持以民为本，深怀爱民之心，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勿忘权力风险。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亲情、名利、美色等各种考验。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吹捧、拉拢和腐蚀。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到权力的风险，经不住各种诱惑和考验，不仅祸及个人政治生命和家庭幸福，而且贻误党的事业，损害党的形象，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以上几起典型案例反复告诉我们，权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风险;有一份权力，就有一份义务、一份责任。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防止权力私有化，真正做到见诱心不动，见财心不痒，见色脑不昏。
　　谨之慎之用权。党员干部如何对待和运用权力，是检验其党性强弱、官德好坏的试金石。现实生活中，有人崇拜权力，所谓“贿随权集”，指的是行贿围绕权力而运行。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不法分子和动机不纯者所看重的，他们善于研究掌权者，并投其所好，这就要求掌握权柄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运用权力，掌权为公，执政为民，使权力造福于民。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坏事情不可。”因此，每一个党员干部在运用权力时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谨慎行事。要正确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切不可滥用权力，谋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