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一见旗帜就拜倒的人,一旦真正拜倒在正确的旗帜下,就会拼尽全力、矢志不渝地向着旗帜指引的方向前进。刘伯承对信仰的态度,拷问着所有已经站在旗帜下和正向旗帜靠拢的人们。
一
“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这是刘伯承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说过的一段话,它显示了刘伯承选择信仰时的慎重态度,颇耐人寻味。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川军一次战斗中右腿中弹,多亏救治及时,没有被截肢。
负伤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刘伯承却因此获得了多年军旅倥偬难得的宁静时光,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时间。
在成都治疗腿伤期间,他开始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当初少年壮志,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投身辛亥革命,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一场一场艰苦战斗打下来,头部中弹,眇去一目,九死一生,方历练成“川中名将”。但是,12年的奋斗,只换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百姓生活没有丝毫好转,他却陷入新旧军阀争斗的怪圈,做了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棋子。背离初衷越来越远,当年“手执青锋卫共和”的愿望日渐迷失。他模糊意识到,旧的这条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应该找一条新的道路。
然而长路漫漫,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
当时刘伯承所处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仿佛一夜之间,新文化的狂欢和盛宴就摆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面前。其间有像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先行者,他们通过认真推求比较,找到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更有不少先进分子却因为骤然接触到如此庞杂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时尚不能分辨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合作主义的区别,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雾里观花水中望月,除了迷蒙还是迷蒙。刘伯承的状况就是如此。
因此,当刘伯承企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寻找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新途径时,却陷入更大的困惑之中。这是理想主义者刘伯承的困惑,是时代的困惑,也是那个年代先进分子普遍的心路历程。
正在这时,刘伯承邂逅了老友吴玉章。
以现时语言来形容,吴玉章是“与时俱进”、永远逐时代潮流而动的典型人物。他早年忠君爱国,然后主张变法维新,继而信奉三民主义,参加辛亥革命,他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参加者,他领导的四川荣县起义,比武昌首义还早半个月。讨袁斗争失败,他流亡法国,在幻灭的痛苦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新的光明。在艰难的探索中他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自己任校长的成都高师为阵地,带领青年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刘伯承还认识了年少英俊的杨闇公。此人是潼南双江人,年纪虽轻,却已是从事了多年革命活动的优秀革命家。他15岁时即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18岁时就曾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19岁时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参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回国后,思想逐步转向共产主义。
这年吴玉章45岁,刘伯承31岁,杨闇公25岁。三人虽年龄悬殊,却都有一腔救国救民之志,同怀忧国忧民之心,志趣相投,彼此之间引为知交和同道。吴、杨两位革命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国现状透彻的识见,力图改造社会的才干魄力,都让刘伯承从内心起敬,视为人生良师。吴、杨二人也对刘伯承卓越的军事才具和丰富的历验极为看重。
杨闇公对刘伯承推崇备至。这期间他的日记中频繁出现刘伯承的名字,称刘伯承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罕见”,赞他“有远大志向”,“机警过人”,“很勤学”,大脑“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两人时相过往,指点江山,晤谈甚欢,彼此收益颇大。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正在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这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杨闇公和吴玉章在与共产国际以及上海、北京的共产党人没有建立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的建党活动。他们非常希望刘伯承也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因此,1924年1月13日,在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天,杨闇公就同另一位成员到刘伯承家里,动员他加入。
杨闇公原以为以他们的交情和彼此的了解,刘伯承会一口答应,没想到他竟直言拒绝。刘伯承的答复很诚恳,他对杨闇公说:“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襟怀坦白,他遭到拒绝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刘伯承更加“起敬”,在日记中大赞刘伯承对信仰的态度“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了万万倍”。
杨闇公的赞叹道尽了刘伯承对信仰选择的慎重。当时的中国,差不多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在谈论新思想,其中固然有不少有识之士,但更有许多人是一时的“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简单盲从,视主义为“时髦”,追求新鲜刺激。就连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中,都有几人脱党退党,中途易辙。例如陈公博,在北大接受社会主义新思想后,即于1920年南下广州创办《广东群报》,大张旗鼓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谓领风气之先;而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不久,他却开始质疑共产主义,政治热情骤降,与党分道扬镳。而后摇身一变,跻身国民党高层,以“左派”自诩……他用其政治面貌变化多端的一生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真切诠释了“因情而动”的含义。这样一位政治变色龙,有何信仰可言,其最终身败名裂也是理所当然。而在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员中,也不乏此种人。如参与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苏俄留学的廖划平,人颇有点能耐,曾经风光一时,在党内爬到相当重要的职位,然而一被国民党逮捕就叛变了,当了军统特务头目,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比起这些人,刘伯承选择信仰的慎重态度是何等的令人敬佩!
刘伯承虽然觉得杨闇公所说的共产主义道路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一口答应。作为第一步,他谢绝了一切以爵禄相诱,劝他回旧军队任职的人。而后,他日夜攻读各种学说进行对比,经常手不释卷,一直读到深夜,有时几乎彻夜不眠,以至于白天甚感疲倦。一次朋友去看他,见他手里拿着一本马列主义的书,竟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光是研究,刘伯承还感到不足,他还需要实际感受共产主义运动,于是在1924年夏,他又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作社会考察。
在上海他经历了著名的“五卅”运动,亲眼看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革命高潮蒸蒸日上的形势;在北京他见到了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才华横溢的赵世炎,了解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在广州他目睹了省港大罢工……一路行来,刘伯承心潮澎湃,无比鼓舞,他对吴玉章畅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
于是,经过两年多的探讨,刘伯承终于明确了自己的道路。1926年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的新生涯。这时他已是34岁,正是三十而立。
二
刘伯承确立信仰,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过程,而他一旦确立信仰,便坚定不移,鞠躬尽瘁地为之奋斗。在这方面仅用他入党一年中的经历便足可说明。
刘伯承入党后,即受国共两党中央重托,负责四川军事工作,为在长江上游形成革命局面以配合武汉的斗争,筹备泸顺起义。为此,他奔波于川粤两地,与杨闇公、朱德等人精诚团结,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争取川军将领参加起义,全身心投入起义准备工作。
1926年底,泸顺起义爆发,这是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大胆和富有勇气的创举。刘伯承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起义爆发后,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一直坚持到最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可谓九死一生:
顺庆城陷时,险遭乱军所害,可死;转移开江途中,强敌环伺,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可死;甩掉刘湘追兵飞赴泸州指挥起义时,可死;泸州起义失败,被迫出走,到达富顺时遇敌军,险些被捕,可死;通过荣县地界时,与老对头军阀蓝文彬不期而遇,被穷追不舍,可死;此后,猛虎挡道、土匪抢劫时皆可死……历经千难万险后,他到达武汉,而后下长江,赴南昌,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死生亦大矣!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千古艰难唯一死,而在生死边界反复游走的曲折更是令人纠结、痛苦。我曾经读过文天祥著名的《指南录》,即便是这位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豪言的“民族脊梁”,在历数他抗元兵败被俘等种种生死惊险“可死之处”时,也禁不住要叹息“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并发出“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感言。刘伯承仅仅几个月的经历,其间历历“可死之处”,就不亚于《指南录》所叙;而他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出生入死之艰辛又何止百倍于《指南录》所叙。
据统计,刘伯承一生在战争中身体先后负伤达九处:
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这是重伤,险些丧生;右腿股动脉一伤,这也是重伤,险些丧生;左臀部一伤;左腿腓肠肌受伤,这一伤损破了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走路,后以坚强的毅力艰苦锻炼,终恢复正常;右腿腓肠肌侧面一伤,因弹头入皮下不深,自己即时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
叶剑英曾为此赋诗“遍体弹痕余只眼”书赠刘伯承,指的就是他在历次战争中屡屡受伤之情状。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渡过重重难关?
就是信仰!
不会一见旗帜就拜倒的人,一旦真正拜倒在正确的旗帜下,就会拼尽全力、矢志不渝地向着旗帜指引的方向前进。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革命队伍中不乏鲁迅先生所说的“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的情况,而刘伯承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一本初衷,从不改变。
他在50岁时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刘伯承一生对中国革命贡献良多,他的头上有着众多的殊誉,然而他却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他只在意那最为朴实无华的称号——中国布尔塞维克。
这就是刘伯承。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8700万党员的执政党,其旗帜更加鲜明夺目辉煌灿烂。然而,在这支空前壮大的队伍中,有人因情而动,随波逐流,一见旗帜即拜倒;有人违反初衷,不拜信仰拜权力,贪图金钱、美色、虚荣。两相对比,刘伯承对信仰的态度,拷问着所有已经站在旗帜下和正向旗帜靠拢的人们:
眼望旗帜,我们有没有拿出百分百的信仰与诚意?眼望旗帜,我们是否愿意为她作百分百的努力与坚持?(简奕)